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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悲剧精神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摘要]曹禺先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主张“悲剧的精神是要极端的”；但先生正如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悲剧作家一样，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对悲剧的本质特征作出系统的阐述和定位。本文试图以曹禺先生的剧作与部分创作感言为依托，探索“悲剧精神是要极端”的内涵与美学意义。 　　[关键词]悲剧精神　内涵　美学意义 　　 　　曹禺先生对悲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多次谈到中国的戏剧创作要有“悲剧精神”。他所指的“悲剧精神”是否就是西方的悲剧精神，抑或中国传统的悲剧理念?正如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悲剧作家一样，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文学巨匠，曹禺先生还没有对悲剧做出真正意义上的系统且详尽的理论阐释。因此，对我们研究他们的“悲剧精神”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学术挑战。 　　一般认为“悲剧”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就是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种不幸或者悲惨际遇；第二是指戏剧中的悲剧，它是用来表现重大的社会冲突或者有重大意义的命运冲突的戏剧形态。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意义，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悲剧，它是悲剧的本质性探讨，即悲剧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三者是有着其内在联系的，戏剧中的悲剧是来自社会生活本身，是对社会生活的高度的概括；哲学意义上的悲剧，是对生活本质的探寻和思考，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一种判断与定位。 　　关于悲剧，在西方早已经演绎了数千年。不管是悲剧形态还是悲剧理念都显得那样纯熟和完美。公元前6世纪，盛行于古希腊城邦的祭祀狄奥尼索斯的“酒神颂歌”就预示悲剧的诞生。“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在祭祀表演形式上引入戏剧因素，于是产生了独立的悲剧艺术。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再到古典主义时期的“伦理悲剧”以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悲剧”，无疑都在证明西方悲剧艺术的演进与成熟。在理论的历史发展中，最早的要数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悲剧应该表现的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毁灭过程，那个被毁灭的悲剧主人公必须是属于正义的，在道德品质方面是高尚的，只有这种悲剧性结局才能够以其道德力量激发普遍的情感效应；否则，就不可能“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实际上，他所提倡的是悲剧道德“净化论”观点，是从其道德感化作用的角度作出的价值判断，并没有从社会的深层动因方面进行分析。尼采认为“悲剧的诞生”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冲突。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尼采在寻找着人类在不断毁灭又不断延续中的个体生命的意志，他肯定生命的美妙和力量，希望人类在涌动着的永恒的生命之中高扬起人生意志的大旗――创造与奋斗。“在基督教看来，生存的悲剧性是无法抹掉的。精神与肉体、善与恶、死与永生的矛盾从个体一出生起就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虽然尼采的这种精神洋溢着生命的“狂欢舞蹈”，但他的哲学“基石还是人生的悲剧性存在”。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尼采试图从人类的本性――感性(个性张扬或者生命意志) 　　与社会的现实理性(专制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个角度来揭示人类悲剧产生的原因乃至悲剧的本质。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其在与西方文化比较之后发现，“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蔡元培语)，“中国文学最缺悲剧观”(陈独秀语)。蔡元培先生只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缺少悲剧的原因，而陈独秀先生也仅仅概括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只有胡适先生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激切地道出了悲剧对中国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的真正意义：“有这种悲剧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总起来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悲剧”作出这种特定的文化评价，有着它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刘东先生在他的《悲剧在中国的诞生》一文中有一段中肯的分析，他认为“‘五四”前辈那么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嫌弃它缺乏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然而恰恰由于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才使得近代的知识分子有可能去欣赏西方的悲剧，引进西方的悲剧，推广西方的悲剧。”诚然，当时被禁锢的铁桶一般的旧中国，思想家们乃至艺术家们勇敢而严肃的思考真是“死水微澜”；加上，历史以她独特的步伐走入了新的“拐点”，一个多灾多难、积弱积贫的民族在沉没中终于爆发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积聚的能量突然在一瞬间释放出来，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一种全新的观点或者理论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它必然激荡着整个意识形态(包括艺术)。一种新的艺术思潮的兴起，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社会用语的萌发，是社会震荡与变革的前兆。 　　历史可以翻到1942年2月19日，曹禺先生应入之邀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