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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新人患老病,构建政府与第三部门间健康关系 　　第三部门，是相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的领域及其组织，与学术界常用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NPO)”是同一序列，但具体含义不完全相同。[1]第三部门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并随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迅速发展。但它从诞生起就沾染上了旧体制的一些弊病，其中以“行政化”和“过度营利”最突出。第三部门要肩负起政府职责转变中社会化的部分职责的载体重任，就必须杜绝这种“新人”患“老病”的现象，并逐步建立第三部门与政府间双向互动的“合作”关系模式，最终发挥第三部门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作用。 　　 一．“行政化”与“过度营利”：第三部门“新人”患“老病”的主要体现 　　 　　 中国第三部门的出现，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责转型的需求。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2] 　　政府职责转变，许多事务推给了社会，需要有新的载体来承担，导致许多新兴的具有第三部门性质的组织出现。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行政性公司。它们大多由原来行政部门转变而成，如一些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粮油公司，等等。 　　这些行政性公司虽然是政府职责向社会推移的产物，但总体上它们的行政性大于社会性。二是各种中介组织。这类组织的出现，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但更多的还是社会的自发要求，如各种行业协会、事务所、信息机构，等等。三是纯公益性社团。它们完全是社会自发产生的，其活动目标大多是公益性的，如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动物保护协会，等等。在改革进程中，第三部门性质的组织在中国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边缘向主流发展的过程。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看，在中国仅社会团体法人单位就有10．6万个，从事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行业的单位共133．7万个。[3]可以说，第三部门性质的组织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包括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和规范市场、推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形成自律性社会秩序等。《中国企业报》报道，2003年全国已实现社会化管理服务的企业退休人员2100万人，社会化管理率达到61．7％，这与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4] 　　但是，对于第三部门目前的状况，还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它们也不可能很快就成熟起来。正如《中国青年报》报道的，2002年广西荔枝大丰收，但“不让农民流汗又流泪，不让一粒果实烂在地里，保证增产又增收”，却成为当地政府最头痛的事，因为荔枝的运输、销路等问题，都需要政府解决，本该唱主角的中介组织在关键时刻不灵了。[5]这样的例子说明，第三部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走向成熟的路还很长。 　　1、“行政化”使第三部门缺乏独立性，走不出“官方”模式[6] 　　中国第三部门的产生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内生型，而是在政府的扶持或直接操纵下诞生的，对政府存在“体制依赖”。[7]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部分组织是由政府直接创立的，尽管后来从组织上脱离了创办者，但联系仍然密切，创办者仍然是主管单位。如因“希望工程”而闻名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团中央、中华慈善总会与民政部的关系。其二，许多组织由从现职退下来的党政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是劳苦功高者“发挥余热”，但领导余威尤存，从日常管理到行为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出现这样的现象：筹建组织时，要考虑到给组织定级别，仅定副部级还不合适，还要定正部级。[8]其三，部分组织的活动经费全靠政府拨款，受人钱财，就得替人办事，只好充当政府的“助手”。 　　政府和第三部门间这种“行政化”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双方对此都习以为常，并不以之为问题。政府既顺应了职责转变和机构精简的呼声，又不愁转移出去的事情没人承担，让名义上不属自己的组织事实上为自己干活，何乐而不为。第三部门因处于初始阶段，力量较弱小，对公众没有民主和合作习惯抱有恐惧心理，为求生存乐得借政府的权威好办事，靠着大树好乘凉，当个“二政府”。 　　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官营模式和行政化运作，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困绕着第三部门。如重庆市一家由政府行业主管局撤局改建而成的单位，在1年零3个月内，竟下发各类文件达500余份，党群组织也发文近150个，“上级指示”仍然是组织的主要运作方式，官僚化依然严重。[9]2001年国家内贸局、国家煤炭工业局等9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