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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数词多重意义 　　摘 要：杜诗里的数词具有多重意义：组诗的篇数呈现了数字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对表示数字式的年号特别重视，大量出现在诗中；他的诗史用了大量的数字，记录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历史的真实。这些数字充满了感情与愿望，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这些数字的真实与诗化，构成了杜诗一道又一道特殊的景观，也体现杜诗广博深沉的风格。 　　关键词：组诗数字；年号的准数字；诗史数字； 杜甫；杜诗 　　中图分类号：I2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13-06 　　在1 453首杜诗中，据统计大约有600句使用了数量词，将近两首就可以见到一次。这自《诗经》以降，确实是一道特殊的“数字线”。它涉及到组诗、诗史、生平，以及铺排、对偶等问题，包括审美趋向与思想内容的各个方面。然论者寥落①，尚须予以关注。 　　一、杜甫组诗数字的广泛与特殊 　　所谓数词，除诗本身，还包括诗题、序文在内的数字、量词，以及二者的结合。另外，表示时间的准数量词――年号，还有带有数字的地名，都具有数量词的作用。 　　杜诗的数字首先是显见于组诗的数量，这是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杜甫组诗数量之多，篇数选择的广泛与特殊，都让人感到惊讶，这关乎对数字审美趣味的选择与多样，颇值得详究其中的奥妙。先看看表1的统计： 　　由表1可见，组诗种类共12种，凡132组，合共460首，占了杜诗总数的1/3。二首的组诗多至70篇，占了组诗总数的1/2。可见“二”是个习见数字，一首意之未尽，便再来一首，并无深意。一组20首的组诗仅《秦州杂诗二十首》，是杜甫在丧乱中奔波的开始，感慨百端，不得不多。每组12首里包涵《发同谷县》与《发秦州》各12首，虽无组诗之题，而有其实，故把这一特例也算在内。其余大量无组诗之名而具其实者，因每组篇数无多，则一概不计。如《兵车行》与《丽人行》，《哀江头》与《哀王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夏日叹》与《夏夜叹》等，杜诗此类甚多，此不计算在内。 　　由每组两首至12首，除过11首者缺无，其余均有，这在初、盛唐与先唐诗中，绝然罕见。即以盛唐篇数较多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相较，其间的差异亦为甚巨，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第一，王维、高适、岑参的组诗种类与数量均少。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李白《秋浦歌十七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此3种数量的组诗杜诗均无。而11、13、17在两位数中属于普通的自然数字，它不像12所具有数量多或程度高的极数意义，而杜甫的12首为一组的共4篇，为盛唐诗人之冠。只有李白的《拟古》与《寄远》各12首，然这两组诗并非一时所作，且有被怀疑的伪作在内。而杜甫的《发同谷》、《发秦州》等各12首，还有《解闷十二首》、《复愁十二首》，均属一地或一时所作，可见杜甫对此表极数的数字具有特殊的浓厚兴趣，这和杜诗重、大、深的审美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九”为个位数的极数是不言而喻的。李白等四家一篇也没有，杜甫则有《前出塞九首》与《绝句漫兴九首》，亦非偶然行为，而是出于对个位大数的尚大审美的追求。一组八首的只有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一组五律，而且据题后注是“奉诏作五言”，属于偶然被动行为，而非有意为之。而杜甫《八哀诗》、《秋兴八首》均属大篇，均为精心制作，前者且为长篇巨制。 　　第三，“七”在个位数中是个负阴抱阳的特殊极数，它可以表大悲大哀，也可以有表示祥和的一面。杜甫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与《江畔独步寻花七首》，正好体现两种不同感情的两极。王维的《田园乐七首》为六言绝句，岑参《冀国夫人歌词七首》为七绝，均为颂美之辞，只是感情的一极，这就显得大悲大哀的《同谷七歌》的特殊与重要，同时表示了对此特殊极数双向重视。 　　第四，组诗首数最大的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但此组诗几乎连缀了他的一生，并非有意而作组诗，大概在李阳冰编辑时把同类集合在一起，名为组诗而实非组诗。除此，最大的组诗就是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其数量之大，亦为盛唐之冠。一组六首的组诗，只有李白的《塞下曲六首》与《横江词六首》，前者为五言四韵，后者为七绝。而杜甫有“三吏三别”、《戏为六绝句》、《绝句六首》，前者为叙事大篇，中者以诗论诗，后者为五绝田园诗，从题材、诗体和组诗首数，都带有开疆扩土与创革变新的性质。 　　总之，从表1、表2看出，杜甫组诗共12种132组，组数是李白等四人总和78组的几近二倍，组数12种类比四人中最多的李白还多出1种。在种类上李白和杜甫匹敌，然在组诗的数量与全面上杜甫则远远超出李白。一方面，在结构上杜甫最善于组织多首诗为一篇的组诗。另一方面，可看出杜甫组诗本身所显示出数字的文化意义。杜甫对组诗每篇2至12首，除过11以外的任何数字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6、7、8、9的重视，则是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