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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学理背景分析 　　摘　要：杜赞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首先他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交相辉映的现实关怀；其次，他的研究受到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再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杜赞奇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注的体现和成果的继承，他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思浪潮的体现和结晶。 　　关键词：杜赞奇 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学理背景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研究界的一位知名学者。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后，转向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相继发表了《解构中国的民族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国的超民族主义与主权困境(1900－1945)》、《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对黄宗智(近代中国与中国研究中的双重文化性)的回应》等著作。在这些论著中，杜赞奇讨论了中国的民族观念、民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民族主义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他的《拯救历史》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及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更是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及建构复线历史范式的理论探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本文试对此加以分析，以求进一步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当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情况。 　　 　　一、民族主义运动与全球化趋势的交相辉映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政治、社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趋势是全球化的兴起和蔓延，这两者在冷战后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杜赞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注正是这种现实的体现。 　　以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为标志，18－19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个性等公民观念在欧洲得到传播和强化。这一理念还延及到拉丁美洲，于是拉美出现了波澜壮阔且卓有成效的独立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时，民族主义就已表现为遍及各个民族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此时已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了。意大利与普鲁士的统一是民族主义原则在19世纪中期取得的最大成果；19世纪后半期，民族运动的重心转向了东欧和东南欧的受压迫民族；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更是一路狂飙猛进，相继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沿续至今，这次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特征，即在前苏东地区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苏联解体后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中东、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抬头的趋势；而西欧北美也受到了北爱尔兰、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和夏威夷等“族裔自主”、分离主义等问题的困扰；在非洲则受到了部族主义问题的严重冲击，索马里、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加纳、多哥、贝宁、乍得、苏丹、扎伊尔、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发生了因部族矛盾和冲突而引起的仇杀和内乱；在南部非洲，根植于民族冲突的安哥拉战火又重新燃起。冷战后，宗教民族主义也开始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是一股民族主义同伊斯兰极端主义结为一体，或者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作为载体而形成的势力，其源头原来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后扩展到中亚、北高加索、巴尔干和东南亚等广阔地域。此外，冷战后兴起的还有泛民族主义，这是发生在东欧及中亚、西亚地区的以广大和复兴传统帝国为目的的一种民族主义，包括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大匈牙利主义、大乌兹别克主义和大蒙古主义。这种泛民族主义在相关地区成为一种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对有关国家的主权形成严重威胁。 　　在民族主义勃兴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又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1848]1995：267)。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一现象发展更加迅速。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了地球村的每个角落，技术、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流通正在摧毁各国的经济壁垒，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各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