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传播贡献.docVIP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传播贡献 　　摘 要：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域，梳理了1899至2013年传播到中国的日本马克思主义110年的研究文献，包括日本期刊、日本学者、日本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其中，河上肇的贡献和影响最为突出，其著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开篇之作，河上肇的其它著作以多种方式被多人，或译为中文或作为翻译德、英译本的参考附录在译著内。河上肇在日本京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影响一代留日中国学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输入性传播，1903年至1930年日语译本的贡献是主流，1930年被德语版本取代，1957年日语译本贡献力恢复，1982年重新达到一个高潮，并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分析、选择性吸收，一直到2013年。 　　关键词：日文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及贡献；河上肇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27-09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初春。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编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大同学》（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写）第一章“今世景象”，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提到“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7。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也是1898年，片山潜、牧下尚江、幸德秋水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念，创立了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协会。再早，还可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后的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西周的《百学连环》，先后提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共产党和社会党[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几乎同时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迅速取得成果，固然与日本民族的好学精神息息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日本输入，也跟清朝政府没落、国难当头和有识之士的“留日潮”不无关系。世纪之交，日本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1899年，井村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剩余价值学说作出阐述。1900年，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西川光次郎的《人道之义士，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辛德秋水1902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1903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辛德秋水与?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09年安部矶雄的《资本论》节译本，1919年松浦要的《资本论》（部分）日文本和高岛素之的《资本论》日文全译本。这些著作，为中国留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文章从国外某一国家的区域空间维度和110年跨度的时间维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1981年至1986年期间，江苏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研究资料和动态》1～7期。散见于其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献偶有出现，时间集中在早期，内容比较零散，没有专门涉及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耿睿勤的《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其中的优秀文献。该文梳理了1902年马克思主义启蒙到30年代～50年代《资本论》的出版以及六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的出版，也涉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内容[3]。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时间跨度已经达到70年。但重点关注的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1985年，胡培兆、林圃的《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介绍了蔡尔康、梁启超、朱执信、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邵飘萍、周恩来、蔡元培、王思华、王亚南、郭沫若、陈启修、侯外庐、吴半农、千家驹、郭大力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并注意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物大都是最早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4]。除上述特征外，胡培兆、林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主要在早期和《资本论》出版的前后20多年。2010年，郭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梁启超的西学东渐为主线，直接和间接论及了梁启超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5]。2012年，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中，隐含了一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2013年，徐素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本（莫斯科―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及历史考证版MEGA2版本[1]8。汪信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但研究的时间长度只有28年，即从1919年5月至1937年6月[6]。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也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MEW（德文版）、MEGA1（俄文版）和MEGA2版本的整理、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