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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原因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与桂系在政治上的开明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正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词】统一战线；蒋桂矛盾；文化城；抗战文化运动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桂林“文化城”的成因，各抒己见。笔者认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形成的原因与当时广西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桂系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为抗战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蒋桂矛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桂林抗战文化繁荣发达，因而成为“文化城”。 　　一、充分利用了蒋桂矛盾 　　众所周知，蒋桂矛盾历来已久，到抗战前广西与南京政府仍然分庭抗礼。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举国上下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蒋桂双方不得不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结束对抗，合作御侮。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委任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随后，广西部队奉命迅速动员整编，组成第十一集团军，3个军开赴前线作战。同时，桂系把多年经营的空军和兵工厂悉数交给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和管理。至此，蒋桂战争以来广西与南京长期对峙的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蒋桂矛盾并没有因“共赴国难”而烟消云散，相互之间仍然戒心重重。李宗仁提醒其左右：“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蒋介石这个人最不可靠，他决不会相信我们。”①因此，桂系一面与蒋合作，一面提防蒋。不出李宗仁所料，1937年11月2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下达《整理桂钞办法》，规定以桂钞2元折合法币1元的比价将流通中的桂钞全部收回，换发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相继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地设立分行。 　　蒋介石势力迅速渗入广西，引起桂系的恐惧和不安，桂系被迫采取措施加紧防范，抵制蒋的控制。利用广西多年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成立一个名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组织。这个名称貌似学术团体，即使蒋介石不愿意也无法指责。它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个反蒋政治组织②。 　　以上情况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桂虽然由对抗变为合作，但矛盾并没有消除，表面上“精诚合作”，暗中却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由于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行事和打着“统一”抗战的旗号，使桂系处于被动和防守的地位。桂系是志在“问鼎中原”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不甘受蒋控制，但他们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同蒋介石抗衡的，况且桂军出师北上后军力分散，财政经济基本上已被蒋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桂系不得不寻求第三种势力合作，以增强同蒋抗衡的力量。“两广事变”时，桂系曾联合各党各派和进步势力，迫使蒋介石最后妥协。有了这次经验，桂系便把联合进步势力作为同蒋介石抗衡，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宝。 　　由于这样的原因，抗战时期的广西省会桂林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中心城市相比民主气氛比较浓厚，对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日民主活动比较宽容。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和团结人民抗日救亡提供了有利条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就对桂系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桂系作为抗日统战的重要对象，争取他们坚持团结抗战。武汉、广州失陷后，桂林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在桂林发动和领导抗战文化运动，推动广西和西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具体措施包括： 　　1、利用桂系对蒋介石蚕食广西地盘的戒心，尊重他们在广西的利益，加强同他们合作，争取他们支持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陷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但这首先要取得桂系的同意。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建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时，表示“不挖你们墙脚”、“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周恩来说建立桂林“八办”是为了支持广西抗战，“只要广西坚持抗战，我党是愿意与你们合作互相支持的。”周恩来鼓励白崇禧“当抗日民族英雄”。白崇禧领会了周恩来“不挖墙脚”的含意，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并保护“八办”的安全，在工作上给予便利。③由于得到桂系的支持，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建立。桂林“八办”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标志。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设立的公开机关。它的建立使党在桂林建立了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 　　2、利用桂系借助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的状况，将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大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周恩来从武汉撤退与白崇禧同行交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