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检察官法律定位.docVIP

浅析检察官法律定位 　　检察官的定位与检察权的性质问题是一个自从检察制度建立以来就颇具争论的问题,因对检察权的定位不同也就直接决定了人们对行使检察权的检察官的定位而有所不同。而解决检察官的定位问题又是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管理检察官的前提。所以,从理论上对检察官的定位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探讨是研究检察官管理制度的基础性问题,只有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所谓检察官的定位既指检察官作为个体在法律上的身份,也指检察官与检察权及其他检察官的关系。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身份定位,即检察官作为公共职位的身份属性。二是职权定位,即检察官与检察权和其他检察官的关系。从检察官制度创设以来,人们对检察官的定位一直有不同认识,并在实践中也有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制度架构。 　　 　　一、身份定位 　　 　　在国家公职人员的类别和国家机关性质的划分上,对检察官三种定位: 　　1、一般行政官说。该学说将检察官定位为一般行政官。认为检察官是一般行政官的依据主要是:一是检察院组织法中上命下从的规定。二是从权力归属推论。三是援引政府对国会负责的原则作为论据,政府对除对立法、司法以外的一切国家权力活动负责。[1] 　　2、等同法官说。与行政官说截然对立的是“等同法官说”。该学说从检察官职务与法官职务的等同性出发,将宪法上的第三权力机关解释为同时包括检察官和法官,同时受宪法人身和事务独立的保障,认为检察官如法官一样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等同法官说的基本理论是检察官与法官的近似性以及检察权与司法权的接近度,因为检察官和法官而言,事实的证明和法律的判断,应该依据同一目标行事,检察官职务严格受制于法律的程度与法官的裁判相同。尤其是法定主义之下,基于强制追诉义务检察官严格受制于法律的程度,与法官的调查与裁判相同。就检察权与司法权的接近度而言,在权力分立以及控诉原则(不告不理)之下,法官权力的核心是审理具体案件并使之确定的权力,检察官则行使除此之外的一切刑事追诉任务,除启动法官的审判权外,之前还要主导侦查程序,之后还有提起上诉、再审的职责,这些刑事诉讼程序任务表明,就算不足以认定检察权就是司法权本身,至少也可以认定检察权是司法权不可或缺的附件,就刑事诉讼而言检察官与法官密切的程度,犹如互相牵动的钟表齿轮。总之,如果检察官是行政官,执行刑事诉讼任务时受上级指挥,最终受制于行政当局,那么刑事诉讼活动就会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刑事追诉将再不取决于法官的裁判,而取决于行政权的操纵。[1] 　　3、中介司法官署说。该学说既不承认一般行政官说,也不完全赞同等同法官说,而是从检察官固有的属性出发,立足于检察官固有的任务与义务,探究上命下从的界限和检察官身份保障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从创设检察官的目的来看,检察官向来是介于法官与警察、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枢纽。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既要追诉犯罪,更要保护被告人免于法官恣意和警察的滥权,担当国家权力双重控制的任务。所以检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正确的结果,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的属性控制警察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的合法性。所以应该以司法官署或自主的刑事司法机关来定位检察官。这里所说的司法官署,既是广义上的司法,又是官署,当执行职务趋近刑事司法范围时,按照自我负责和自主办案的司法准则行事,当执行职务趋近一般行政政策的范畴时,则依上命下从的行政原理处理。[1] 　　“行政官说”、“等同法官说”和“司法官署说”的共识是:法律关于检察官“上命下从”的规定应有界限,不得逾越刑事诉讼法为检察官所设的强制义务;在法定的裁量幅度内,检察机关内部实行上级指挥监督下级是必要的;检察官与法官应当实行相同的任命资格和薪金报酬。不同的是,“行政官说”没有涉及到检察官的身份保障问题,“等同官说”认为检察官的身份保障是基于宪法的要求,而“司法官署说”也认为检察官的身份保障有必要,但是属于法律而不是宪法层次上的要求。 　　我们认为,对检察官身份定位,当然要从检察权的性质上加以分析(这也学者们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但更要从检察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检察官在诉讼法的任务与义务上加以考察。 　　现代检察制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正式建立于1808年拿破仑治罪法典的颁布,此后德国效法了法国的检察制度,并在德国使检察制度成熟,检察官定位逐步清晰。创设检察官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废除纠问制度,确立诉讼上的权力分立原则。纠问制度是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盛行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法官一手包办刑事追诉与审判。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把民主和分权原则应用到司法制度中,创设了检察官,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个阶段,采取控诉分离原则,由检察官作为控方,主导侦查程序,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原来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