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与制度变迁关系探讨.docVIP

服务业FDI与制度变迁关系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各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成为衡量区域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服务业FDI对区域内经济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其大量流入对区域内制度质量产生的作用和区域制度的完善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以重庆为例，研究服务业FDI与区域内制度变迁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证明服务业FDI在短期内促进区域内制度变迁的效果甚微，但从长期来看，它对区域内制度质量的提升有较大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区域内服务业FDI大量流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贸易 制度变迁 　　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突破口。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区域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17%，但其地域广阔，各地区处于外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明显。在加大我国服务业发展力度的前提条件下，各地区也采取各种政策引进外资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区域内相关制度变迁是否存在的影响及存在怎样的影响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庆直辖以来，其服务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2014年该比值达到46.78%。1997-2014年间，重庆市实际利用FDI的年均增长率达15.15%，是全国实际利用FDI的年均增长率的2.5倍之多（见表1）。以服务业增长指标为标准，重庆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处于我国第一序列，与北京、上海、天津等服务业发展政策相对成熟的区域处于同一序列。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重庆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地理位势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但在引进服务业FDI中却属于第一级有效省市，且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规模方面都是有效的。究其缘由：首先，重庆位处西南内陆，制造业占主要地位，在经济转型时期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服务业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此，探讨服务业FDI对制度环境影响对全国而言具有共性，对我国利用服务业FDI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其次，重庆市直辖后，政府权限更大，它在政策及制度的制定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由此，选取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服务业FDI的流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务业FDI与制度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政府在推动区域服务业发展时更为准确地把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相关研究回顾 　　对于东道国FDI的研究，理论界较为关注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效应，对于FDI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是集中讨论制度对FDI的影响。制度质量通过影响东道国吸收能力进而影响到FDI在东道国的增长效应。其中，经济开放程度、行政效率、产权保护、受教育程度等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FDI的流入加剧市场竞争，进而导致产权结构变动，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当产权保护达到最低门槛时，FDI将促进经济增长（Cheung，1990；HeniszWillamson，1999；Durham，2004）。开放的政策有利于提升东道国吸引FDI的能力，而经济自由度越大，东道国越能从FDI流入中获益（W.N.W.Azman-Saini et.al.，2010；Nadine McCloudSubal C.Kumbhakar，2012）。随着时间的推移，FDI流入有利于减少东道国腐败程度（Chuck KwokSolomonTadesse，2006）。 　　国内的研究中，在制度对FDI的影响方面，丁辉侠、冯宗宪（2008）认为制度因素还未成为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优势。胡超（2011）认为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制造业。杨用斌（2012）利用引力模型证明了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变化会导致FDI与贸易量的相对替代这一结论。张炜、景维民（2012、2013）认为，制度与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政府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主要决定了FDI流入量。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增加FDI的流入，而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刘海平、宋一弘、魏玮（2014）认为在中低收入国家，制度差异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且FDI流入依赖政府保护，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较大。部分学者认为FDI的流入对制度变迁也存在影响。其中，王雷、韦海鸣（2003）从相关性的角度入手，强调随着FDI的流入，压力、示范效应、文化交流、技术进步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会推动制度变迁。王霞、陈柳钦（2007、2010）认为，在外资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为引进外资而进行的区位优势培育的共同作用下，FDI促进东道国的制度变迁。 　　在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但这些研究成果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