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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区域性美术馆建设与发展维度思考 　　一、公共性 　　关于公共意识自何时觉醒，学界认知并不统一，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此后不久公共美术馆的雏形初露端倪。于是在当下讨论关于美术馆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时，历史决定了美术馆的公共文化属性是不可回避的要素。 　　美国美术史家托马斯?克罗在《十八世纪巴黎画家与公共生活》中曾有一段关于沙龙的描绘：“一种展开讨论、辩论以及自由地交流看法的公共领域再次成为非同一般的东西。看上去，那些不是首而为之的东西不再是辉煌的文化远观敬畏的对象，后者在这一文化里无立足之地；沙龙观众自由表达意见的部分在以自我为本位的批评家的怂恿下，将积极地质疑现存的等级安排。沙龙不是被动的观者所组成的景观，而是能动的观者参与和判断的机遇。”沙龙逐步带动民主意识的自觉，而这距离由画廊到公共美术馆的演变已近在咫尺。时至今日的中国，美术馆已经愈来愈频繁的进入到了公共生活范畴，尤其是近些年区域性美术馆的兴起，走进美术馆看展?[对城市居民而言逐渐成为一种自然。 　　然而，当面对美术馆拔地而起时，其系统的建构首先不能忽视而恰恰无予重视的便是对公共性的关注，这对当前急速发展的美术馆事业而言是略显慌乱的。公共的内涵是什么？其范围又是什么？或者说美术馆到底要为谁开放，就成为了首要的问题。前广东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曾在《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中曾对“公众”的概念有过阐释。“（公众）并不是一个无边的，等于‘人民’的概念，‘公众’是具体的人和群体，‘公众’是由不同的人、群体、阶层及不同的专业等构成的。”比较于上世纪中期形成的群众艺术馆，现有的美术馆系统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逻辑起点，是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行为，亦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服务对象已不是基础的整体概念，而是伴随社会的进步，自我完善之后对于更高层次审美、文化渴求的社会公众。换言之，美术馆是更为主动的、更为平等的文化服务平台，有主题、有意识的服务于社会公众，进而由服务到与服务对象的共在、共生，这便成为了美术馆成立的根本。 　　在一定程度上，区域性美术的分布范围与专业程度则标志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 　　二、地缘性 　　区域性美术馆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对地缘性的认知。不同于反映国家精神与民族情感的国家级文化机构――本质上是对各区域性美术现象等问题的总结与归纳，区域性美术馆的学术建设更趋向于在地化发展，面对具体的美术现象与美术生态，区域性美术馆以何种立场与其所在地的艺术家、观众等发生关系，便成为了区域性美术馆解决整个内部系统建构的所在。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谢小凡曾对苏州博物馆的建成有过这样的评价：“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非常‘苏州’，江南白墙、灰瓦等传统元素恰如气氛地融解其中，成为苏州精神，弥漫在建筑的里里外外。”仅以美术馆形制而言，正是一定程度上提取了地域文化的种种特质后外化为一种可被描述的心理体验，情感与建筑的同质性印证了美术馆与土地的关联。 　　而关于地缘性更为重要的是美术馆关于收藏、研究等方向的认定。地域美术的具体问题就是本地域美术作品、学术、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作为载体，其方向是否明晰则事关区域美术的传承与延续。以两所国家重点美术馆为例，广东美术馆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近现代沿海美术、海外华人美术、当代美术3个方面。作为沿海地区的美术馆，在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同时，也以开放的文化姿态梳理美术馆研究的线索，而以研究的线索又形成了完整而独具特色的收藏体系：20世纪以来系列化的广东美术收藏，序列性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专业性的中国摄影及影像收藏，专题性的中国现代版画收藏，海外华人画家作品转向收藏，特色型的中国现代陶艺收藏，学术性的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资料收藏。在其研究收藏序列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关于广东地区的美术创作。 　　而学术研究、收藏的方向恰恰又呼应了区域性美术馆的建设思路。若以上文所述地缘美术研究、收藏的成果为结果，那起点则可以湖北美术馆为例，“以立足本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传播美术精品，推进艺术创新为办馆理念；以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兼顾历史，重在当代为办馆宗旨；又以梳理湖北美术发展脉络，收藏、展示和研究湖北地区代表性美术作品，彰显荆风楚韵为办馆特色”成为了地域性美术馆学术建设的起点。区域性美术馆的首要任务是对所在地域的美术文化进行研究、收藏和展示，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身条件和定位，在某一方面形成特色。 　　地缘性是美术馆平台对于自身阐述和对外表达的核心，也决定了同一情感结构和心理感受的共在性，亦是公共性的延续。 　　三、碎片化 　　上文涉及美术馆公共性、地缘性的讨论，均是源于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后对民主、差异的探讨。毋庸置疑，民主的本质是对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