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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拜占廷中期婚姻法特点 　　摘 要：从利奥三世时代开始到利奥六世时代初步结束的一系列世俗法律编纂工作都对婚姻问题进行了规范，这些涉及婚姻的立法是国家和教会不断博弈的产物；贯彻了婚姻的本质就是生育这一国家理念；在保护女性和儿童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拜占廷；过渡阶段；婚姻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K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1-0168-05 　　毁坏圣像运动使拜占廷国家完成了由古代晚期向中世纪的转变。此后，拜占廷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呈现出与前一时期截然不同的中世纪风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从利奥三世时代开始到利奥六世时代初步结束的一系列世俗法律编纂工作，产生了《法律选编》、《法律手册》、《序言》和《皇帝法律》四部十分重要的中世纪拜占廷立法文献，此外还有利奥六世于公元900年颁布的《新律》。这四部法律文献以及利奥六世的《新律》既是时代要求的产物，也反映出当时拜占廷社会所急需解决的一些矛盾，例如遗产继承、土地、婚姻等。其中有关婚姻的一系列条款被学者视为拜占廷的“婚姻法”。目前国际拜占廷学界多从妇女史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这些立法中涉及婚姻的某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例如嫁妆和财产继承等。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一系列立法活动，但是偏重于对文献的整体梳理和历史意义的研究①。本文尝试将微观研究和宏观把握相结合，浅析这一系列有关婚姻的立法的特点。 　　一 　　拜占廷中期的“婚姻法”是世俗需要和基督教教义相调和的产物，它的出台证明拜占廷世俗政权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对婚姻问题进行规范的权力。 　　拜占廷中期“婚姻法”是在拜占廷皇权和教权第二轮博弈过程中诞生的。皇权和教权的斗争是贯穿拜占廷历史发展的经线之一。拜占廷国家和基督教会主要在三个领域展开权力角逐：教义主导权、教会人事任免、世俗事务领导权。5—6世纪是其斗争的第一个阶段，结果就是查士丁尼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皇帝失去了对教义问题的实际控制权，同时在教会人事任免权和世俗事务领导权方面也受到来自教会强有力的挑战。然而这个综合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拜占廷国家和教会的权力分配问题，短暂的平衡状态在8—9世纪被打破，并以毁坏圣像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毁坏圣像运动的本质也是皇权和教权的斗争：实力日益壮大的教会并不满足仅仅获得对教义的控制权，而是向皇帝提出了更多的权力诉求，其中之一就是对婚姻的控制权。 　　在基督教社会，“婚姻”除了契约关系的涵义外，还有一层“圣礼”的神圣意义。“婚姻”的这种双重内涵使拜占廷国家皇帝和教会一直处于争夺对其控制权的紧张关系中。拜占廷中期婚姻问题因君士坦丁六世的通奸之争，利奥六世的离婚案等皇室婚姻纷争而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君士坦丁六世是皇帝利奥四世与皇后伊琳尼之子，780年利奥四世去世，君士坦丁六世年纪尚小，因此由皇后伊琳尼代其摄政。一年以后，也就是在小皇帝君士坦丁12岁时，他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的女儿订婚，不过这次订婚于788年被其母亲伊琳尼取消。同年，伊琳尼为君士坦丁举办了新娘秀，并在13个候选人中挑选出了亚美尼亚的玛丽亚。婚后玛丽亚产下两个女儿却无男嗣。君士坦丁六世以此为借口于795年1月结束了与玛丽亚长达六年的婚姻，并于同年9月迎娶了他的情妇塞奥多特，后者曾是伊琳尼的侍寝侍女，而玛丽亚和她的两个女儿则进入修道院。此举一出在东正教教会内部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因为按照当时的观点，在前任配偶健在情况下的再婚等同于通奸。君士坦丁此举无异于将通奸合法化。因此关于这次婚姻的合法性问题引发了一场名为“通奸之争”的宗教大争论。虽然皇帝达到了离婚和再婚的目的，但是这场风波却使君士坦丁六世在政治上失去了教会这样一支重要力量的支持，为其以后的彻底倒台种下了祸根。 　　利奥六世多次结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保证王朝的延续。利奥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大约11年，终结于皇后的病逝。在这次婚姻中利奥只获得一个女儿，却不幸夭折。然后利奥携着情妇邹伊·扎乌孜娜之手走进第二次婚姻，这造成他与教会之间的裂痕，因为教会以先前二者的非法关系为由不支持这次婚姻。从这次婚姻中，他又仅获得一个女儿，不久邹伊去世。之后他与艾弗多西亚走进第三次婚姻，不幸再次降临，后者和新生儿死于分娩。根据拜占廷世俗法和教会法利奥六世不可能再次结婚了，但是利奥六世却没有放弃生育男性继承人的努力。905年君士坦丁七世出生了，这确保了皇室血脉的延续，然而利奥六世与邹伊·卡尔沃诺普西尼娅的关系却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造成了重大问题。利奥试图使他的婚姻得到教会的祝福，因为后者可以确保其儿子及继承人的合法性。906年1月皇帝和邹伊获得了索玛伊斯的祝福，在这次仪式上邹伊被册封为皇后。 　　由此可见，拜占廷世俗统治者为了保证王朝的延续需要离婚和再婚，而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