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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学视域中佛教研究 　　摘　要：从新兴研究领域――死亡学视角出发，历史与现实结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佛教死亡观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指出佛教是中国思想中死亡理论最丰富的学说，为世界现有各大哲学流派和宗教派别中惟一能与现代死亡学全方位接轨的理论体系；佛教死亡观是对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死亡观的承接和拓展；佛教死亡观由知识体系和超越体系两部分构成；佛教死亡观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因素。 　　关键词：佛教；死亡观；死亡学；生死视域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1-0150-04 　　 　　当代，随着以死亡及其相关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死亡学成立，死亡问题冲破种种文化的禁忌跨入显学研究领域。“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一文源自当代新兴学科――死亡学研究的刺激。论文以死亡学的基本出发点为横轴，把死亡还原到实存领域，从存在论维度梳理和建构起佛教死亡观的理论体系，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阐明佛教死亡观在中国的建立、发展和影响。 　　 　　一、死亡学和佛教的关联 　　 　　死亡学(1hanotology)是正在发展中的一门开放性学科，自欧美学界起步至今不到半个世纪。死亡学以死亡为研究对象，综合多学科研究与个体生命从临终到死亡以及濒死现象有关的现象、感受、经验、行为及思想，现在也将对死后世界探讨包括在内。 　　死亡学的滥觞可溯源至20世纪初，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旅法苏联生物学与细菌学家梅契尼考夫在1903年出版的《人之本质》一书中，首先提出“Thanatology(死亡学)”一词，并将它界定为“研究死亡与临终之学”。这一概念最初仅有名义而缺乏学科内涵，在欧洲大陆少有共鸣。二次大战末期，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兴起，存在主义关注死亡及自杀等生死议题，受其思想冲击，战后开启了国际性的自杀防治运动，从而促使欧美学界开始了对“死亡学”的探讨。195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赫门?费斐尔(Herman Feifel，1916―2003)主编出版了“The Meaning 0f Death(《死亡的意义》)”一书，奠定了死亡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书从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与艺术……等众多学科角度探索死亡议题，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回响，不仅开启了北美洲教育界推动“死亡教育”的契机，还促成死亡学的学科建构，标志着死亡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癌症发病率的持续升高和人口呈高度老龄化趋势，直接刺激着临终关怀事业的急剧发展，带动了死亡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死亡学是以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指导为特色，最高目的是能够破解死亡之谜，最低目的是帮助临终者克服死亡焦虑，指导人们获得善终。笔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在世界文化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中，宗教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指导人类面对死亡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既是死亡学产生的基础，也是死亡学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资源。 　　在所有宗教之中，以佛教教义体系最为丰富深厚。佛教以生死为关注的首要课题，拥有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实践体系。佛教对死亡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形成一套严密的自洽系统，佛教形而上追寻死亡本体，多维度对死亡进行哲学层面的探讨；形而下探求死亡过程的身心变化，挖掘和发挥死亡对于生命质量提升的作用。佛教死亡观不仅观念上有助于消解人类追求永生的本能和客观必死的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为人类文化史留下了一大笔精神遗产，并且是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之中，惟一可以与现代死亡学进行全面对话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死亡学是一个引进的学科，在欧美学界起步也不过区区几十年，处于发展完善当中，存在学科主体性及其范畴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另外，西方注重逻辑和认知的原则常常在死亡研究中受到挑战，在固有的研究模式下，死亡的未知性和不可经验性严重制约着这门学科的重大突破。与此相反，东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某些方面蕴含有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内容，也许这些独特之处正是能够对这一西方学科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对佛教死亡学说的研究必定有益于这门新兴学科的完善，有益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另一方面，以现代死亡学为背景也最能凸显佛教死亡学说的特色和研究价值。 　　 　　二、佛教死亡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位 　　 　　死亡最直观的表现为其社会属性，因此研究佛教死亡观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笔者从生死视域出发，以儒道死亡观为参照，经由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理论――儒、道两家的死亡学说及其各自的长处和欠缺，展示中国佛教死亡观的独特视角和特点及其对中国死亡心理和文化的补充。 　　儒家死亡观历史上是社会民众死亡态度和死亡心理的主导。儒家以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