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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商业价值重构 　　叶青，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武汉占有特殊的位置。在高铁的运行图上，武汉是京沪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又是京广高铁的中间点，将来还是沪广汉高铁金三角的一角。这是武汉独特的居中位置决定的，周边城市难以替代。 　　早在唐宋时，武汉即以商业著称。江夏城(今武汉市武昌)和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并列为南宋三大都会。清中期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跃居经济作物首位，手工纺织业迅速发展，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这四大名镇分别是江西景德镇(瓷器)、湖北汉口镇(商业中心)、广东佛山镇(手工业)、河南朱仙镇(版画)。汉口的商业中心地位至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清代吴淇就有诗赞美汉口： 　　“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 　　竞流汉水趋江水，夹岸吴城对楚城。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梁园思客偏多感，直北苍茫是汴京。”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由沿海侵入湖北，汉口、宜昌、沙市辟为商埠，开办工厂，在汉口等地建立制茶、烟草等加工工业。从此至今，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武汉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全国四大金融中心。 　　一是武汉的“张之洞时代”。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界标。当时张之洞的任务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简称为湖北湖南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湖北和湖南的军民政务。因湖南、湖北两省在明朝时同属湖广省，因此通称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近代化进程明显加快：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张之洞督鄂前，武汉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外贸连续42年全国第二。 　　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创办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武昌纺织丝麻四局等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张之洞也关注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影响到现在三分之二的武汉高校。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武汉已从此成为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地。在如今，武汉的高校规模仍列全国第三。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英国银行之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 　　第五，铁路等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交通的枢纽地位。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1918年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通车，武汉成为华中最大水陆交通枢纽，内地最大港口。铁路之外，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