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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邓小平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外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邓小平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一贯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他思想解放、举要驭繁、抓住要害，勇敢冲破“两个凡是”等“左”的观点的束缚，开辟出教育领域的崭新局面。 　　一、推翻“两个估计”，打破精神枷锁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擅长从战略高度入手，通过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来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全局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是重灾区。邓小平复出时，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是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清算，“两个估计”①仍然像枷锁一样紧箍在人们头上，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和不公正对待。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是关键所在。 　　邓小平历来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于7月中旬刚刚恢复工作，8月8日就主持召开了有部分科技和教育界知名专家出席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著名谈话。邓小平指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他着重谈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我国十七年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他强调，“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他认为，“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p63。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部分科教领域负责人围绕“两个估计”出台的背景进行座谈，与会者一致认为“两个估计”脱离实际，已经成为教育工作的障碍，必须彻底加以否定。人民日报社对座谈会内容进行了整理，以《（1971年）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为题报送中央。邓小平阅后认为这个材料十分重要。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谈话中指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尖锐地指出，“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2]p204 　　在邓小平谈话之后，教育部党组立即组织写作班子，从理论上对“两个估计”进行全面批判。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的重要指示，使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有了重大突破――毛泽东对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并非全面否定，而是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3]p37。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被“四人帮”严密控制并加以歪曲，造成长时间的思想混乱。 　　批判文章经胡乔木润色后，由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章以《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题，在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等随后转载，在社会上造成了重大影响。文章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指示的封锁和篡改，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压在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在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全国科教战线的大量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被彻底打破，知识界开始焕发勃勃生机。 　　二、调整招生制度，重启高校大门 　　高考制度是高等院校录取合格人才、保证教育公平、保障教育质量的通行做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陷入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8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不久，高考制度被废止，“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后来，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大学教师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被批判，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在1970年毛泽东发布“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高等院校开始小范围招收工农兵学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