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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隐匿权对新闻源侵权诉讼影响 　　摘 要：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与大众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媒体监督已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军，但新闻媒体不可能每次都亲临新闻现场，这时就需要新闻源，即新闻材料和事实提供者的帮助。同时还应看到，新闻源所提供的新闻素材失实也是造成新闻侵权的主要原因，此时便涉及到新闻源侵权责任的诉讼问题。新闻源侵权责任在诉讼上有其特殊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闻源作为被告时原告应如何确定其身份信息。由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衍生出的隐匿权要求记者为新闻源的个人信息保密，而原告无法获知被告的信息又使得新闻源侵权诉讼无法开始，因此笔者认为在尊重新闻活动规律的前提下，法律应赋予新闻工作者有限的隐匿权。 　　关键词：隐匿权；新闻源；侵权诉讼； 　　一、隐匿权与新闻源侵权 　　我国新闻侵权诉讼较西方国家出现得晚，新闻源成为诉讼当事人进入到诉讼中来更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但随着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新闻源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新闻源走向被告席的案件开始增多。受害人要新闻源承担侵权责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定被告新闻源的具体信息，但在新闻实践中，新闻从业人员有一种由职业道德衍生出来的权利，理论上称为隐匿权。新闻法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新闻从业人员的这种权利法定化，称之为拒证特权，即在特定条件下新闻从业人员为了保护新闻源的信息有拒绝向法庭作证的权利，我国法律对该权利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新闻工作者拒不透露新闻源信息的情况，①可以说隐匿权在我国新闻界是存在的。 　　隐匿权是指未经消息提供者的同意， 新闻从业人员不透露消息来源给第三人的权利。②隐匿权既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行使隐匿权的方式有主动隐匿和被动隐匿两种。被动隐匿主要是因为新闻源本身具有隐匿性，如网络新闻源，但新闻工作者出于收视率或其他利益需要仍然加以使用；主动隐匿则是新闻从业人员明知新闻源的个人信息，但刻意将其隐匿，不透露给公众知晓，本文所讨论的对新闻源的侵权责任有影响的隐匿权应属主动隐匿。新闻从业人员坚守隐匿权的目的一是出于职业道德，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因为只有维持和新闻源之间的信赖关系才能进行长久的新闻合作，新闻的取材才不至于变成无水之源，新闻源出于某种原因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秩序被破坏，这些都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对第三人隐匿新闻源的具体信息。直接采用匿名新闻源或者新闻播出时对新闻源进行匿名都会对新闻的真实性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新闻实践中都要求新闻工作者对匿名新闻源的采用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但匿名新闻源依然是新闻工作者获取新闻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采用匿名新闻源后导致报道失实，造成损害结果，受害人欲提起诉讼，让这一失实报道的始作俑者即匿名新闻源承担责任，这时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提供相关信息来确定被告新闻源，而此时隐匿权与记者作证义务的冲突就凸显了出来。 　　二、隐匿权与作证义务的冲突与制衡 　　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凡事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除了2012年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规定若违反作证义务则证人该负何种法律责任，这无疑是我国诉讼法上的一个漏洞。③国外诉讼法对违反作证义务设置了从诉讼强制措施中的训诫到刑法中的藐视法庭罪这一责任体系，西方国家隐匿权和作证义务的激烈冲突在我国似乎不那么明显了，因为即使记者不出庭作证，法官也无可奈何。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改革的日趋完善，这一冲突终会显现，如何平衡这一冲突，笔者认为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赋予新闻工作者有限制的隐匿权，这种限制性主要体现在：首先，隐匿权不能存在于刑事诉讼中。日本《刑事诉讼法》采用封闭式列举的方式罗列了享有拒证特权的职业者，但其中并无新闻工作者，④同时日本最高法院也通过石井记者案否认了记者在刑事案件中的拒证特权，日本最高法院认为不能为了保障今后的采访源而牺牲作证义务，因为刑事诉讼中的作证更多为的是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利益，民事诉讼中更多的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因此，虽然不论日本还是德国的《民事诉讼法》中都承认记者的拒证特权，但《刑事诉讼法》却将其拒之门外；其次，记者的披露行为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当记者在法庭上披露的新闻源信息是法官进行裁判的唯一依据，只有记者进行披露，此外再无其他有效途径可以获得新闻源的信息，而该新闻源的信息又是法官对案件作出判决必不可少的要件时，记者必须提供证言进行披露，如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记者提供证言的条件是：在采用其他方法均未能获得有效证言时可采用；最后，法官应根据具体的案件来进行利益平衡，最终确定具体案件中新闻工作者是否享有隐匿权。隐匿权所要保护的是新闻自由、公众的言论自由。体现新闻自由的一个方面是采访自由，如果记者连新闻源都保护不了，自然就失去了新闻源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