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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及制度完善探究 　　[摘 要]随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企业间借贷最终迎来附条件的“解禁”，迈出了全面开放民间借贷的一大步。国内司法实务界从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保守，再到逐步深化认识，扩大借贷主体范围，离不开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深刻分析。文章拟从民间借贷的界定演变与效力规定出发，着重剖析其项下企业间借贷的基本问题及效力基础，进而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合同；企业间借贷；效力认定；借贷制度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3.222 　　1 民间借贷合同的概述 　　1.1 民间借贷之界定史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金融学、民法学等不同角度出发致力于民间借贷的研究，但就其界定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其中又以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界定争论为最盛，直至今年最新司法解释出台方才尘埃落定。概括而言，民间借贷系指贷款方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在国内又称“民间投资”“地下金融”。 　　从早期的保守结论，到随着研究的深入达到现阶段的开放性认识，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对民间借贷的界定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期间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序，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产生：第一种是“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这种行为之中，贷款人将自己所有的货币借贷给借款人，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届满时返还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1]此说将民间借贷的主体限定在自然人之间；第二种是“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是自然人、借款人是自然人或者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借贷”，[2]该说将民间借贷的主体由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扩大到了自然人与自然人或非金融机构之间；第三种是“民间借贷是指未经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做中介，直接在民间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3]该说将民间借贷的主体扩充为除国家金融机构以外的一切主体。 　　上述前两种观点皆仍将民间借贷的分类限定在传统范围内，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新情况涌现，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而实践中无论是在主体上还是在形式上，突破民间借贷认定的年限都已然成为了必需。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现实状况，宜采第三种广义说，将企业间借贷纳入到民间借贷的体系之中。 　　1.2 民间借贷合同之效力规定 　　直至2015年，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表达真实，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即构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而企业之间的借贷则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禁止。但值得欣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通过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终于对企业间借贷给予了附条件的“解禁”，迈出了为民间借贷合同“正名”的一大步。 　　2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基本问题 　　根据《贷款通则》第61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规定，以借贷行为的表现形式为分类标准，总体上可将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分为直接借贷合同与变相借贷合同两种。 　　在实践中，借贷双方常采用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实现借贷的目的，其中最为直接简便的方法便是订立借贷合同，即双方通过订立协议，明确双方的借贷关系，此为直接借贷合同。然而由上文归纳易知，在新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规定态度不明，企业间采用直接订立借贷合同的方式进行借贷存在着合同被判定无效的风险，故于实务中衍生出了许多非借款合同形式表现的变相借贷合同。 　　3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 　　尽管企业间借贷合同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大量存在，但直至今年之前，绝大多数法院都选择判决该类合同无效。本文结合新司法解释，认为该类合同的有效认定既符合法理又符合现实的社会要求，应在法律上予以肯定。 　　3.1 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法理基础 　　契约自由是贯穿民法甚至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市民社会市民主体的行为规则的灵魂，也是人们培养自主管理和民主意识的必备土壤。[4]不仅如此，契约自由更是市场经济信奉的基本规则：当没必要限制自由时，就有必要不限制自由。但是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法律规范对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限制便体现了国家从合同效力的角度干预契约自由。但对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限制与否定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必须要有比保障合同自由更重要的价值。它们既可能是公共政策的实现，也可能是来自司法自身的价值。 　　3.2 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的现实需求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就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来看，企业能采用的融资方式通常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信托、基金以及民间借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