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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市民社会约束条件与功能解析 　　[内容摘要]“市民社会”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已经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但历史上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生活的曲折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构筑起一系列保障机制，市民社会所具有的良性功能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关键词]市民社会；和谐社会；保障机制；功能 　　[作者简介]程惠霞，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金融管理研究 　　 　　“市民社会”是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常用的术语，用以表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是和代表国家的“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市民社会的意义在于。??直接的物质生产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场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显然。“市民社会”被赋予了与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人们物质生活交往方式的质的规定性。因而。市民社会是处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一部分社会以及相应的制度、规章等，是伴随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社会”是“公”的概念的综合，而“市民社会”则是“私”的概念的综合。 　　 　　一、我国社会转型呼唤构建市民社会 　　 　　作为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从国家产生起就存在，但其真正崛起却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20世纪以来，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上升为一个理论热点。“各种不同用法和意义的市民概念目前已经变得十分时髦”“‘市民社会’的论战在最后的重新出现在变化无穷的当代政治文化中具有核心意义”。由于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了极点，而早期资本家代表了新兴力量，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所以。马克思等革命导师又将“市民社会”概念广泛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往我国总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是片面的。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公有化、合作化形成的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其他政治网络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轨道，社会与国家重叠，人们看不到市民社会，也就无从加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股社会重新分化的潮流：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消失了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重新出现：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持续攀升，以“白领阶层”为代表的“三资企业”本地雇员队伍也随之扩大。这些“无上级”的人士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阶层)，“身份”决定利益资源获得方式的时代开始衰落。利益分配途径日益多元化。社会成员“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造就了“市民社会”产生发展的土壤，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已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市民社会呼唤相应的理论，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很短，基础比较薄弱。 　　 　　二、我国构建市民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约束 　　 　　新中国建立以来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有效地巩固了新生政权的同时，也将全体公民纳入到简单的阶级结构、单一的政治体系中，致使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化，导致社会成员受身份制约，难以流动，也不可能进行公平竞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高度政治化难以体现出来，甚至“权”就是一切，容易滋生官僚腐败现象。民主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终致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十年动乱，造成人们对政治的敏感和反感……上述一切说明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缺乏一个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既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又可以独特地发挥促进社会发展保障社会稳定作用的机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那些对国际事务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其政治生活中都存在某些有弹性的保障机制。例如英国、日本保留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对内满足了人们的政治心理需求，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特别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外作为“虚君”，在处理一些棘手的国际事务时，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措施，容易“化干戈为玉帛”，是掌握实权的议会和内阁的屏障。君主是这些君主立宪制国家政治生活中极为灵活的弹性保障因素。美国的政治法律比较健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能力与国家、政府相制衡的、对政府和官员起监督作用的市民社会体系。而在中国，如前所述，由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系、简单的阶级关系、身份与权力的桎梏和城乡二元结构。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沟通所有社会圈子、并能有效监督政府的机制。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推进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身份已经不可能把人们永远禁锢于某个确定的社会群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