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走进司法裁量可行性分析.docVIP

民意走进司法裁量可行性分析 　　作者简介：杨二慧，河南南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2级刑法学研究生。 　　摘 要：人类司法史上的审判元规则经历了民意审判、法律优先、法律唯一三个阶段。虽说，我国在法律上及在理论与审判实务上都已经确立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但这并不代表民意应当断然的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刑事案件的定罪无疑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判定，但是将民意运用于量刑环节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事实上，其在司法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的一些经典案例即是例证。笔者认为，一味的拒绝民意走进司法是不现实的，在坚持司法技术的基础上，引进民意是必然趋势，同时，我们应更多的关注民意走进司法的程序控制。 　　关键词：民意；司法裁量 　　民意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民意多为社会基本道义的常见表现形式。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司法正是以维护社会的基本道义为己任。在法治社会，司法与民意在维护社会基本道义上一般情况下应是一致的，两者存在维护社会道义的共同价值取向，司法所维护的社会基本道义即为民意所在，民心所向。众所周知，人类司法史上的审判元规则经历了民意审判、法律优先、法律唯一三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法治的进步，我国在法律上及在理论与审判实务上都已经确立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来判决案件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民意不能运用于司法，民意作为公共意志的体现适用于刑事司法裁量程序中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一、民意走进司法裁量可行性的理论分析 　　（一）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为其提供了可能 　　目前，我国法律关于刑事案件量刑指导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典第六十一条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刑法第六十一条[量刑根据]：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关于良性的指导原则的规定第四条：“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因此，法律对量刑的依据的规定更加开阔，并未要求量刑必须按照发条的规定，而是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裁量权，事实上，法律也不可能将量刑情节完全具体化，司法裁判不可能脱离每个案件的事实及其所处的司法环境而存在。因此，现行法律规范并未排除民意在量刑中的适用。 　　（二）司法现状为民意走进量刑提供了成长土壤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发展产物、是人脑的生命运动机能，意识的内容来自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对我国法治现状如何离不开对物质基础和实物发展历史的考察的考察。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官即“父母官”，把诉讼案件当作行政事务，把判决当作管理手段，把解纷结果当作合乎民意的政绩。大众对于传统法官的角色期待也很明确。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本身不熟悉，没有特别强烈的规范预期，而主要是看判决效果如何并以此评价法官能否“为民做主”。法律的价值不在于制定与存在，而在于其实施是否能被欣然接受。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在其审判过程中没有形成职业化的思维方式，而是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其实质在于用大众思维来制作判决，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即民意取代了职业思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近代以来的立法大量移植外国法律，甚至于超过了对我国本土风俗习惯、惯例的考察，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法律制度、规则、概念和术语，而缺少了对现实国情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总结，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副立法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尴尬社会图景。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与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断裂这种断裂正是司法与民意冲突的真实写照。虽说随着法治的进步司法技术性抛弃了普通大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朴素的公正理念，但是法律与民意的冲突体现了民众对司法根本价值的质疑，如不予以正确认识和积极解决，势必会导致民众对法律的认同危机，随着法律和司法正统性危机的日益加重和法律权威性的日益消解，当纠纷再次发生时，人们可能会选择民间法、私力救济，从而规避法律的适用。因此，司法制度的采用不可能脱离司法现状而过分超前，民意的适用与否亦是如此。 　　（三）能动司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出现，并且作为一种司法方法趋于成熟。在我国，直至2001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