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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法律思考 　　摘要: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集中体现,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刑诉法再修改之前,修改后的新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诉讼现状的分析,论述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选择的模式,并且应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使证据开示制度能发挥最大功效。 　　关键词:证据开示;证据突袭;双向开示;模式选择;配套制度 　　 　　随着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中确立了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诉讼模式,从此,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和热门话题。新律师法出台后,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进一步调整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完善了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保障了辩护制度的良性发展,同时也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已势在必行。 　　 　　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概念及功能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英文Discovery或Disclosure)亦称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一个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一般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依据一定的规则或命令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各自掌握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 　　作为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审判公正兼顾效率的最有力保障。对于辩护方和控诉方而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高效辩护和高效公诉,这是该制度设置的最直接功能和初始目的。美国大法官特雷勒说,“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 　　[1]合理的诉讼构造,必须体现控辩平衡的理念与原则,即应当使控辩审三方构建成一个以法官为顶点、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为底边的等腰三角形结构。控辩双方天生“武装不平等”,通过证据开示,双方将各自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事先向对方公开,实现证据资源的平衡。同时将未开示的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有效防止了“伏击审判”。 　　[2]证据开示制度就是为了让事实本身而不是突袭或技巧来决定审判的命运。正如英国判例所言:“不开示证据就是不正义的巨大源泉”。 　　[3]而对于法院而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庭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通过证据开示,法庭审判主要集中于诉讼双方有争议的证据问题,又可以避免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进行证据突袭,从而避免频繁的中止法庭审理,保证庭审的连续集中进行。 　　 　　二、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有刑诉法中关于证据信息沟通的规定较少 　　我国现行刑诉法第96条、第36条中,就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信息沟通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不同阶段,作了三款不同规定。此外,《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第36条及第13条中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说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证据开示机制,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比如证据开示范围、场所和义务的模糊性;开示程序的片面性、开示时间的局限性等。 　　(二)辩护人取证困难,无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 　　我国对证据信息的审前交流,采取阅卷权的传统方式,原本这种方式能使获取的证据信息细致、全面,而且随着诉讼活动的深入逐步扩大证据信息的公开度,符合诉讼发展规律。但是现实中,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一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辩护人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刑诉法规定只有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其他辩护人没有这一调查取证权,这就意味着被告方如果没有委托辩护律师,他所享有的权利就要大打折扣。但是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告方没有委托律师,这就使得辩护制度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 　　(三)新律师法修改,检察工作难度加大 　　新律师法不仅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使律师有可能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前就会见到犯罪嫌疑人,同时也增强了律师调查取证权,律师调查取证无需得到对方同意,也不必得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批准。新律师法修改所体现的理念、精神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却使检察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作难度加大。首先,取证难度增加,因为律师权利的行使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进一步稳固,强化了其抗拒心理。其次,固定证据难度增加,侦查机关在办案初期过程中的一些瑕疵,以前检察机关还能发挥检察监督职能,随时与侦查机关沟通或采取退回补充侦查的方式对各种证据加以衡量、筛选和弥补,新律师法的出台使律师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