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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学有效学术产出测量体系 　　摘 要：通过对学术产出的测量方法，包括数量测量、质量测量以及混合测量等进行全面梳理，以期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探讨科学有效的学术产出测量体系，对首都高校师资队伍绩效评价提出建议。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学术产出；测量体系 　　“十三五” 时期是落实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在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定调了未来我国高教发展的重心―“双一流”建设。因此，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一流学科，已成为首都高教改革题中之义。从世界公认的大学排行榜来看，教师队伍在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教师的学术产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必须有一流的学术产出，必须遵循世界上通用的大学教师评价考量体系，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学术产出测量体系。《方案》明确指出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强化目标管理，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W科评价体系。近年来，随着新管理主义的渗透，高校运作已更加市场化，首都高校也纷纷开展以提高学术产出效率为目标的用人制度改革。在此改革进程中，理解并且准确测量学术产出成为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对学术产出测量方法进行梳理，以期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探讨科学有效的学术产出测量体系以对首都高校学术产出绩效评价提出建议。 　　学术产出的概念内涵 　　学术产出内涵丰富，这与“学术”含义宽泛有关。梁启超先生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而目前所谈的“学术”多引自西方“Academic”一词，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即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的探索。 　　国际学者对学术产出的研究颇丰。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是“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是“建立在各种知识群基础上，并包含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群的各种不同集团”。各集团“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合形式”各异。高校学术产出包括“新知识、毕业生、或法学、或医学、或自然科学、或哲学领域中的各种服务”等。[1]在高校生产过程中，虽然学术职业者承担研究、教学及服务等角色，但多数文献将学术职业者个人的学术产出定义为学者的学术性出版物，如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指导论文数、原始数据的搜集、研究资助、编辑工作、专利、实验设计、设计作品及社会评论工作等。较多国内学者研究大学作为科研团队的学术产出考核。有研究将高校团队考核分为团队整体考核和团队成员个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2]有学者认为影响科研业绩评价的因素包括投入，产出，效益；其中产出主要包括承担项目、论文、论著、奖励、专利、成果转化等。[3]学术产出既可从院校或团队层面考量，也可从个体层面测算。本文讨论的测量方法对不同层面的学术产出均有一定应用空间。 　　学术产出的数量测量 　　学术产出数量测量是计算某段时间的学术发表情况。那么不同类型的产出权重如何界定？传统测量方法将不同类型的产出乘以相应产出的权重之后求和得到最后的产出水平。例如：凯韦克（Kyvik，1989）曾提出，每篇文章（1分）、学术类专著（2分～6分）、教科书（2分～4分）、编著（2分～3分）、译书（2分～3分），其中各类产出的浮动得分根据该类产出的页数多少调整。布拉克斯顿与图姆斯（Braxton，Toombs，1982）提出“专家评议法”，即通过问卷咨询若干知名学者对不同类型产出权重打分而后取均值。某次专家评议结果显示：权重从高到低的产出分别为教科书（9.3分）、会议论文（8.9分）、学术刊物评论（8.8分）、列为课程阅读的书目（5.5分）、新闻等出版物上的文章（4.5分）、编著（4.2分）等。[4] 　　但是，传统方法的缺点是同一类型产出的权重对每位学者都是相同的，而学者内部及高校管理者对相同类型产出的重要性理解不同，易对指标信效度产生怀疑。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需构建多维度的产出得分，使不同学者的同类产出权重是浮动的，如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原理发展而来的BOD（Benefit-of-the doubt）模型。而数据包络分析法用于评价生产效率，首先找到处于前沿线（面）上的决策单位，认为该决策单位是最小化投入或最大化产出的单位，再测量其他决策单位距离前沿线的距离。据此，BOD模型假定相比其他个体，某位学者在某类学术产出上的表现越好，那么这类产出在这位学者的权重体系中被赋予越高权重。[5]但是，BOD模型的缺陷是容易受异常值影响。因此，如何对数据做分样本处理以消除异常值影响是BOD模型改进的方向之一。[6] 　　学术产出的质量测量 　　质量测量包括同行评议以及引文分析。同行评议指若干专家对一位学者的产出的评价。但同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