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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中自然观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在这个政治动荡战乱频繁的特殊时期，世人的书法风格和审美取向呈现出新的风貌，而书法的理论形态除了概括和阐释书家创作的韵致特点之外，文风亦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书论中的诸多观点、观念，所用的写作方法、论述方式，为后世书论之滥觞。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以期强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本身和书法评论的风格取向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书论；自然观；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观 　　（一）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争连绵不绝。在动荡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传统的儒家经典再无法慰藉世人失落的灵魂。封建统治阶层和门阀士族欲维护自身利益，为所做之事披上名教的外衣以掩盖其真实面目和目的。正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受到威胁，被肆意蹴踏，此时“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提出洪水般冲击了世人的思潮为魏晋士人思想解放、崇尚自然之滥觞。 　　名教，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名即名份，教即教化，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自然则是人类最本真，无着刻意修饰的原本形态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应为对立统一。名教道德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是以人类的自然之性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原则和要求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亦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的重要保障，人类可在规则范围内表达本身的自然诉求。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雨飘摇的社会导致名教的实质发生了巨变。当权者依从自己的目的随意改变名教本有的价值取向，为自身利益服务。名教与其本身的教化作用渐行渐远，沦为封建统治阶层攫取利益时所必要的虚伪面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率先觉醒，反对名教对世人思想继续禁锢和压制。以嵇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探讨事物的内在含义和本质特点，而不是因其呈现的外在形迹所困扰。求真求本的哲学观点为世人所憧憬和追求，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由于观念的鼎革而转变。同时这种天然率性、不着刻意修饰的自然观，亦对当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风格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二、书论中自然观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来，书法的价值已不仅限于发挥文字所承担的的功能和价值，而是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具备主体性和审美性。这一时期，自然观的提出和发展，进一步解放了世人的思想，拉开了艺术自觉的大幕。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创作中，强调对天然率性的展现和表达，同时书论中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追求也有了新的面貌，将书法作者和书法作品与自然山川相结合的品评方式在当时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中的自然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天然”“功夫”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王僧虔在《论书》中评论宋文帝书法时有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天然”“功夫”首次作为一组概念在书论中被提出。“天然”即为天赋、本性，在书法创作中，不刻意排布章法，雕饰笔法，顺其自然；而“功夫”则通过后天练习积累而成，心慕而手可追，是进行书法创作的基础。二者均被认为是书法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既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底，以保证字形结体严谨，用笔精妙；同时率性挥洒，不强求工拙，书法作品方能灵动盎然，神采飞扬。而两者相较，作者在书论中，明显对“天然”这一要素有所偏爱。例如“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孔林的书法超然脱俗，不矫揉造作，尽管其法度稍有欠缺但仍属佳品，王僧虔也对其评价颇高。其在《笔意赞》也曾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而形质次之，兼之者刻方绍于古人。”不难从此二例中看出，王僧虔主张功夫规矩为书法之本，不可忽视，在这一基础上，天然则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最为重要的特点。书法创作即为艺术创造，如若谨遵法度规则，无有变革和创新，那么书法艺术将是千篇一律无个性新颖可言。所以作者更注重书家创作时“天然”的发挥和展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评论家开始对“天然”“功夫”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发展。其观点在于强调功夫天然在书法创作中均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兼备的书家和书作方可成为上品，而率性自然情感的流露，天然去雕饰的本真，才更可使书法作品神形兼备，逸趣横生。 　　（二）自然景物类比法 　　春秋以来，思想家和文人用自然的物象来类比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的现象便已产生并日益流行。诗人屈原在其作品中多用香草美人意象，如“芙蓉”、“芰荷”、“木兰”等植物以比喻自身品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使有识之士无法在庙堂之上一展宏图，避世思想应运而生。世人寄情于山水，追求自由、自然的风尚以排解心灵的失落。在书论中，将书法作品与自然景物相类比的品评方式流行开来。如袁昂在《古今书评》中提到“臣谓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