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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碳排放交易背后经济学 　　【摘要】为应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京都议定书》创造性地利用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强制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文从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出发，分析了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产生、会计确认、存在的问题（碳关税和资本炒作）以及金融支持。 　　【关键词】外部性 碳关税 金融支持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至今，国际碳排放权交易飞速发展。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表明，2009年全球碳交易金额超过1400亿美元，为2005年108.6亿美元交易额的13倍。更有预测认为，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可达3.5万亿美元，远超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届时，碳排放权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碳交易市场如此的几何级增长是源于各国取得了普遍共识，发展低碳经济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尽管目的是为了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模式，碳交易市场涉及的不仅仅是环保和能源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的综合思考和实践。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碳排放交易的相关问题。 　　一、从外部性和稀缺性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使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如美化私人花园；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使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如排放污水。本节探讨的正是利用解决负外部性的原理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负外部性使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的原因在于，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例如，社会需要额外调动资金来治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且私人厂商的最优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产量，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那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相对最优的产出水平呢？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给出了答案，提出对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贴，而对负外部性行为进行征税。将这种“谁污染，谁付费”的观点运用到气候变化领域，即主张政府对排污企业征收碳税。不同于庇古，经济学家科斯认为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在于明确产权，是企业有污染的权利，还是被污染的主体有免受污染的权利。他认为只要明确好这些权利，市场机制自然会帮助社会资源实现最佳的配置。同理将科斯的观点运用到气候变化领域，即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为了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不少国家开始采取经济手段来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即要求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成企业成本。具体措施便是上述的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府根据单位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征收特定的环境税；后者主要表现为政府在“限额与贸易”体制下，向企业分配排放额，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排放额的交易。两种机制相较而言，碳税具有行政强制性，灵活性弱，不能顾及不同企业的减排能力与成本。相反的是，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助于增强各国减排的灵活度，充分考虑各国减排的成本，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再加上其来源于《京都议定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碳排放交易成为不少国家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首选方案。 　　外部性的治理手段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灵感，然而此市场机制能够持续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则是稀缺性。由于地球所能负荷的碳排放量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几乎无穷无尽的排放要求，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权在政府的主导下受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调配，一方面使得这种特殊商品配给到对它评价最高的经济主体，即竞价最高的企业；另一方面那些采取了有效减排措施而有多余排放权的企业可以出售排放权来获利，而那些实际排放量超额的企业将被迫购买其他企业多余的排放权，这就促使所有企业都努力减排，从而使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呈下降趋势。 　　二、碳排放权的三种角色及其会计确认 　　在碳交易市场建立后，为保障信息的传递和市场的监管，此特殊商品的会计确认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由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按此定义，碳排放权是企业过去由政府配额或CDM（清洁发展机制）获得的，由企业所拥有，并在未来通过出售多余排放权或者使用其进行生产来最终获利。因此，碳排放权是一种资产。然而，应列为何项具体资产则取决于它在经济活动中充当的角色。目前学术界有三种分类方式。 　　一是确认为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是经相关部门签发的，不具有实物形态，但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且由于风险的存在，难以固定金额收取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特点。二是确认为金融资产。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自由的交易市场和产品定价机制。符合金融资产的特点。三是确认为存货。就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所以应当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 　　总之，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