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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俄苏文论对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影响 　　摘 要:建国初期十年,俄苏文论[1]作为当时唯一的外来文艺理论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文论长于分析抒情性文学作品,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不足。俄苏文论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也使得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总结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时,对俄苏文论从中所起作用应客观、公正地加以评价。 　　关键词:俄苏文论 建国初期 古典文学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由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感悟式的诗话、词话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古代文论一统天下。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文论涌入中国,打破了由古代文论一统文学批评领域的格局,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此后,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由于社会政治上的原因,俄苏文论对我国文学创作及研究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持久。20世纪20年代初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重要文艺论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鲁迅译介到中国。这一时期,在鲁迅的支持下,瞿秋白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20世纪40年代末建国后,因为政治原因,年轻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切断了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此时除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文艺理论批评遗产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外,大量苏联文艺理论批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并被中国文艺理论界视若珍宝。其中,季莫菲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亦称“季莫非叶夫体系”)[2]更是成为我国高校中文系文艺理论教材,它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批评影响极大。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成为此时古典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古典文学研究批评呈现出不同于前此的一些特点。本文借对新中国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粗略概括,浅论俄苏文论对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俄苏文论对本时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3]作品的研究批评上。中国古典文学中抒情文学(其形式主要是诗歌)的产生早于叙事文学,诗歌一路从《诗经》、“楚辞”开始,历经汉代文人诗、汉末建安诗歌、曹魏正始之音、两晋的太康诗歌、南北朝的永明体和齐梁宫体诗,到唐代诗歌,中国古典文学率先由抒情文学达到顶峰,之后又由宋词将之推向另一个高潮。叙事文学的重要形式小说在唐代才开始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出来,而另一形式戏剧到更晚的元、明、清才达到繁荣。相应地,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也首先定位于抒情作品。中国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杰出的抒情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因此,长于分析抒情作品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这从气韵、风骨、意想、意境、情趣等古代文论中的批评术语即可知道。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理论产生的时间要晚得多,而且同重体验的诗话、词话一样,采用的是以感悟式的评点、圈点为特点的批评方法。对于叙事文学而言,这种批评方法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无法深入叙事作品对其创作方法、创作规律等作本质性的分析。与以分析形象、典型、情节、结构、背景等叙事文学见长的包括俄苏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相比,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同此前相比明显增多。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将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批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包括“楚辞”、“乐府诗”、“元明清戏曲”、“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共六种,后四种都是关于古典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的批评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和俄苏文论作为理论依据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是这一时期此类文章共同的也是最大的特点,从各篇论文中频频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俄苏文艺理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季莫菲叶夫、康士坦丁诺夫、加里宁等人的文论引文即可看出。这些研究批评文章就作品的思想内容(人民性、阶级性)、人物形象和性格、环境、结构、细节、真实性、典型性和创作方法等问题展开论述,既有对作品思想性的挖掘,也有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大部分涉及作品思想内容(思想性)的文章,往往从人民性、阶级性入手,论及作品的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主题,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艺术性则以分析人物形象和性格为主,很多文章把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阶级归属,分析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阶级原因,不少研究还涉及了小说结构、环境、细节、真实性和典型性等方面问题,创作传统上充分肯定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运用俄苏文论对古典叙事文学进行研究,为其注入了新鲜的理论血液,丰富了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