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价值.docVIP

浅论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价值 　　[摘要]挖掘《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所收录的内容，有助于研究长葛县张氏家族史以及乡邦地域文学，而且对于认识长葛晚清的社会面貌以及民俗风情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采访录》；《长葛县志》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 A 　　 1《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的情况 　　方志采访录是编纂方志的底稿，方志的部分篇章内容主要是依据采访录所提供的材料编写的。由于方志篇目的限制，故它不可能把采访录所有的内容都录入进去。这样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方志中录入的材料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出采访录的原本内容，特别是人物采访录。下面我们就以现今存留下来的一册《河南长葛县采访录抄本》（以下简称为《采访录》）为对象，通过对比它录入方志的情况来讨论这个问题。 　　《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现藏于新乡市图书馆，它未见收录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亦未著录于《河南地方志提要》（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该采访录为大本线装，内封有“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标目，灰色暗格纸张折叠后，楷书抄写，每页8行，每行20字，共35页。抄录有《张公槐堂循吏传略》（张六行）、《张公仪廷孝友传略》（张凤立）、《张凤坡公事略》（张晓鸣）、《张镇五公事略》（张中方）四个人的传略，他们均为清代人，最晚在同治九年以前（张中方卒于同治庚午年，据《张镇五公事略》载）。 　　 2《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出现的时间 　　采访录上并没有显示记录者及记录的时间，它大致出现在什么时间呢？带着这一疑问，我们检索了清代的长葛方志。清代长葛方志有两种：一种是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何鼎纂修），一种是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阮景咸修、李秀生等纂）。而四人的传略最晚的也为同治九年，故他们不可能被收录于乾隆刻本。又兼之清代晚期未见有长葛县志刊行本，因此，我们断定该采访录并不是清代的采访录。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又查阅了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长葛县志》（陈鸿畴修、刘盼遂纂，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其卷九“人物传”（页412、422、431～432）中收录了张六行、张凤立等四人。经对照，收录的传略内容皆来自于采访录。据此而知，该采访录当为民国编纂《长葛县志》时的产物。同时我们又查阅了该志的序言及卷首内容，试图查到采访者，很遗憾没有记录。 　　 3四人传略在《长葛县志》和《采访录》中的比较 　　我们把《长葛县志》和《采访录》中的四人传略进行了比较，发现收录于县志中的四人传略与原本的四人传略，其篇幅和内容都大为减少，这可以通过两者前后的文字数量看得出来。表1如下： 　　从表1里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四人传略中，张中方的被缩减的字数最少，而张凤立的则最多。即使缩减最少的，其后的文字数量也不足于原来文字的一半。文字的过多减少，势必影响到原有内容的含量，哪怕再有概括性的语言。我们仅以张六行的传略为例进行说明。在《采访录》“张公槐堂循吏传略”中有：其世系、考中进士之前的其他科第、为父尽孝道的具体描绘、任知县时在书院教谕生童的详细描述、填补银两欠缺、为人好施之举，等等，均被略去或者一笔带过。这些被省略的内容在人物传略中没有价值或无关紧要吗？其实非也。阅读《采访录》，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县志所没有的文字信息，这也正是今天其价值之所在。 　　 4《河南省长葛县采访录抄本》的价值 　　阅读《采访录》中未被《长葛县志》收录的内容，我们至少还可以获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他们四人之间有无关系，他们的世系如何，以及乡邦地域文学有哪些特点？这些问题，我们具体阐述如下： 　　4.1显现四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抄本上同时记录了四个张姓的人物传略，他们之间有无瓜葛呢？这无法从《长葛县志》的人物传中得到答案，却可以从采访录的材料中知晓。经我们查阅四人的传略而得知，张六行和张凤立、张晓鸣三人为祖孙关系，而张中方与张六行为同宗但非近支。 　　张六行，字孝先，号槐堂。乾隆辛巳（1761）第二甲进士，官广东潮州府惠来县令。《惠来县志》也载有他于1772年曾任职惠来（惠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华出版社，2002，498页）。张六行有五子，其第五子为荣林，嘉庆庚午举人（《张公槐堂循吏传略》）。张凤立，字仪廷，号丹山，嘉庆庚午科举人。他是“德圃公之次男”（《张公仪廷孝友传略》），德圃公即是荣林。张晓鸣，字应昌，号凤坡。他与张凤立为兄弟关系，在《张公仪廷孝友传略》中出现有“其弱弟应昌”，而在《张凤坡公事略》中则有“其兄丹山”。他们同为张六行之孙，“家乘之可考者，自前明外翰公始，至公祖孝先，公凡八世矣”（《张公仪廷孝友传略》）。据此而知，他们三人是隔代直系。 　　还有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