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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张岱年先生德性论体系建构与实现 　　张岱年先生在他所建立的哲学系统中，德性论思想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德性论是由人生、理想、道德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体系，本文试图分析张岱年先生德性论体系之建构与实现的思想。 　　1. 德性论体系构建之原则 　　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中西哲学和文化碰撞的产物，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就对中国古代伦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于其中的道德、人性、仁爱、义利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道德虽已成为一个名词，但仍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行为的准则；另一层意义是这准则在实际行为上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亦即是中国古代要求道德是“知”与“行”的统一。这一点也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的一个借鉴之处。 　　同样，张先生不仅仅对于传统道德“知”“行”统一有着自己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方面的内容，张先生采取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他根据所处的现实环境，对其形式保留，对其内容则用新的道德规范来填充。这样一来，对于承继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来讲，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 　　道德既是“知”“行”之统一，那么道德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效应。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认识道德的实际意义。 　　道德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善的实际意义。善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实际作用呢？张先生认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旧眼光来看，新的进步，新的发展，无论如何在旧的眼光看来是恶的；另一方面，无论善恶，都是相互转化的，以旧标准看来是恶的，却能引起新的发展，划分出善的新标准，而善与恶也就是在这样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推、促进了道德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同样，这可以称作是道德的社会效应。 　　提到了道德的社会效应，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而人性之善与恶历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张先生认为，人性之善与恶，不能简单地来看待。人性的存在是阶级性存在的前提，因为同属人类，彼此之间才有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性寓于阶级性之中，所以人性具有阶级性。然而除了阶级性之外，人性还具有民族性。各民族的异同，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人性自然随民族的异同而各具特色。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哲学家们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些尝试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里，关于中国古代的“义”“利”观思想在张先生看来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既要否定儒家的“义”“利”完全对立的说法，也要理性地对待墨家的“义利观”，至于道家，则是超脱了义与利的考虑，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先生说，所谓“义”与“利”，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取舍问题。个人利益应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正是凭借此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更多时候是代表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保证其正常地实施，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发展，个人利益才会有所提高。 　　而张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对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对其构建这一德性论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发过一篇名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论文，在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致力于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路，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这一点也正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体系的思路。 　　张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是综合唯物论与对理法而成的，而因其容纳了对理法，以对理为方法来处理问题，乃自然综合了理想。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实是发端于此。然而，我们在唯物论中可以看到的对于理想之研讨，少之甚少，而我国哲学对于人生、理想、道德问题却是相当重视的，且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也就促成张先生将这二者结合起起研究的原因。 　　张先生将马恩之辩证唯物论与人生、理想、道德作一个综合，而此综合所使用的方法乃是综合解析法。张先生对综合解析法的运用，实则是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开创了哲学上的一条新路。 　　张先生在将解析法运用于研究辩证唯物论与理想之综合时，不仅成功地将西方解析法、马恩的辩证唯物论与我国哲学中之精髓紧密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思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2. 德性之实现 　　张先生对于哲学之要务曾这样说过，“哲学之要务在于，一是对于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以获得客观实在与人类知识之实相，二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