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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惯习及其在翻译研究中应用 　　内容摘要：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并被众多学者用于翻译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概念进行深入探讨，从惯习的定义、特点及其与规范、场域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其剖析，旨在挖掘惯习这一概念对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布迪厄 惯习 关系 翻译研究 　　一、布迪厄及其社会学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批评家，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人是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Harbermas）。布迪厄学术造诣颇深，他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个人主观性与社会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布迪厄却尝试去超越这种认知模式。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太过于极端，个人主观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忽视了客观世界的作用，而社会的客观主义则过分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王悦晨 2011）而布迪厄将两者统一起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惯习、场域、资本以及幻象等概念。20世纪90年代末，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借鉴其社会学概念对翻译现象进行探讨，既包括西米奥尼、塞拉?谢菲以及古安维克等著名学者，也包括名声较小的部分学者，虽然因为个人理解偏差或对其理论研究不够系统，导致在应用时存在一些分歧，然而整体而言，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惯习 　　布迪厄定义的惯习这一概念，既不是早期心理学只关注的个体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关注的群体问题，而是个体的社会化问题。在研究个体时，我们无法将个体与社会分裂开来，因为个体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总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与其它个体进行互动，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它反过来又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例如，有人听音乐，接受音乐的熏陶，进而会自己作曲，创作新的曲子。 　　“布迪厄的惯习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但惯习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能随着所占据的场域中位置的不同来改造和建构现实。”（陆鹏飞 2009）惯习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将规范以无意识的方式不断内化到自身的思维方式中，进而作为一种倾向和机制去引导自身的行为。惯习可分为社会惯习/职业惯习与初始惯习/普遍惯习，前者主要指进入社会之后，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之后形成的性情倾向；后者主要指在家庭、?A级以及教育等背景影响之下的思维以及行为的结构。两者既统一又矛盾。惯习是一个转化机制，它对社会结构和个人的感知行为之间加以调节，由共同的体系所管理，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而是在相似的或者共同的历史情境下内化而来。同时惯习也是第二天性，是后天通过学习不断习得的。惯习深深扎根于我们身上，具有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又是动态多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也遵循一定的逻辑。惯习将主客观结构统一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但并非决定人的行为。例如在不同的阶级以及家庭环境背景中，上等社会的孩子会认为上大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中层或者底层社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意识却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两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家庭影响或者学校教育等社会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惯习被外界环境所塑造，同时又对环境不断产生影响，两者处于不断互动的关系中。惯习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无意识，二是译者所做的选择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译者知道做什么，却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来。译者的惯习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复杂结果。译者的惯习直接影响到自身对翻译的理解、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甚至对文本的选择。在翻译作品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作为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守护人还是外来文化的引路人和新文化的创作者。高等级的译者将翻译视为一种事业和使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认为翻译能力是一种天赋，并非系统的知识或学习的方法。译者具有屈从性，屈从于目标语的文化规范，遵从国内文学的支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主导型职业中地位较低，此外还受委托人以及翻译要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译者的创新性程度较低。然而，并非所有的译者都有屈从性。同时，屈从性并不代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一个选择，他们的选择还是具有多样性的。 　　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