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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民俗学对五四新诗运动影响 　　内容摘要：五四新诗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它打破旧体诗的桎梏，使中国新诗走向“民间化”的发展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当时五四时代大潮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想涌入的影响，特别是民俗学科的传入影响。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推动促进下，五四新诗运动吹着嘹亮的号角，开辟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新道路。 　　关键词：民俗学 五四新诗运动 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诗歌革命是这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诗就是在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开始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初步完成于五四新诗运动当中。这20余年的新诗发生期，经历了诗界革命、辛亥诗歌和五四新诗运动三个重要阶段，开辟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五四新诗运动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它摒弃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汉语诗歌中属于庙堂的、正史的、经典的传统，却发掘了被它压制的白话文的、非正史的、民间的另一诗歌传统。胡适在《〈词选〉自序》中说：“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1]，“民间”成为胡适这些主张的一个明显的倾向性。俞平伯也提出：“若将来各方面一起进步，我敢断言好的诗都是平民的”[2]。当时还有很多诗人都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民间的，属于平民的，主张应当让诗歌回到民间去。 　　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来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历代经典诗歌，特别是格律诗成为专制的庙堂文化的象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转为投向民间寻找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新诗不但成为启蒙思想和改革政治的革命先驱，而且被推到了政治改革自文化运动始、文化运动自新诗革命始的境地。”[3]在这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五四新诗运动的兴起并将眼光投向了民间，趋向“平民化”的发展道路，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当时五四时代大潮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想涌入的影响，特别是民俗学科的传入影响。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推动促进下，五四新诗运动吹着嘹亮的号角，开辟了我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 　　一.民俗学的时代背景 　　人类诗歌最早都起源于民间，后来才被文人规范化和文雅化。俞平伯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谈到：“我以为不但将来的诗应当是平民的，原始的诗本来也是平民的”。因此，在五四新诗运动中，诗人们将眼光投向了民间，趋向“平民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民俗学科在其中所起的重要影响。 　　民俗学是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建议用“Folk-lore”一词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地地道道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民学”。[4]由此可见，民俗学并不是一些外行人望文生义而衍生出来的认为是陋民、乡民的文化垃圾。其实在众多的民俗事象中包括了乡民们世世代代积累的生命体验、生活智慧和欲求愿望等等。 　　在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如《礼记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庳车”；《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等等。回顾历史的长河，中国历代不乏文人士大夫对民众风尚习俗的采写与记录，但真正产生民俗自觉意识，并从学科、学识、学理的构架去认识它、驾驭它，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当时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各种各样的学科思潮也传入中国。当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民俗学也经由欧美、日本等国传入我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发生裂变转型，思想文化萌发重大变革的前夜，一股由中国著名学者倡导，开宗明义以乡土歌谣、民情风俗、民间生活文化为学科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激流，从京师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喷泻而出，冲向全国，融汇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大江中卷起一阵阵的浪潮。许多学者都纷纷眼光向下，开始关注那些土得似乎可以掉渣、一贯不入流的民俗，并在新文化建设的探索中，形而下地兴起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活跃在当年文坛上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如周氏兄弟、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杨成志、容肇祖、钟敬文、娄子匡等，或摇旗呐喊，或身体力行，纷纷投人其间，其阵营之强大，理念之明确，所涉之广博、成果之丰硕，在中国民俗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学界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专家之所以一下认同了民俗学，主要原因也在于它关注的是民众的知识学问，而这又和自严复以来爱国志士们富国强民的改革主张和国民性改造的社会舆论相呼应。学者们以敏锐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