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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地方政府财政问题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肯定改革开放35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文章试图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入手，以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已有的中西方国家建构理论的梳理，运用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问题，尝试性地对已有问题进行解决。 　　关键词：国家建构 地方政府 职能创新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3-037-03 　　随着“回归国家”热潮的兴起，现代国家建构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多个方面涉及到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入手，结合国内外的对国家建构的研究，从地方财政的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内外对国家建构的讨论及本文所认同的观点 　　（一）西方学者对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 　　西方对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前者是民族国家建立时期，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下半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起源和形式的问题，这一阶段提出的典型理论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产生于社会。后者是现代国家建立时期，从1970年兴起至今，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从抽象层面上看，即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从具体层面上看，则包括现代国家的现代化过程。{1}西方国家建构理论的两个阶段有着内在的承接性。前者偏重于国家起源和形式的理论推导，实际上对西方近现代国家的成长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虽未涉及现代国家的概念，但是却与现代国家共同成长；后者则集中在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行经验总结。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福利国家危机显现，在石油价格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人们开始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和国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国家问题再度进入学者的视野。西方社会科学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这一传统主题，并且开始喊出“把国家带回来”的口号，国家建构理论由此开始兴起。一大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如巴林顿?摩尔、蒂利、曼恩、斯考切波、波齐、安德森、伊文思、霍尔、艾肯贝利、吉登斯等都在国家理论复兴的潮流下，采用历史比较法的分析方式，开始关注“国家”这个议题。国家主义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议题，认为国家是被视为拥有领土和对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国家代表了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所以国家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利益过程的同时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践行。如亨廷顿就持这种观点。 　　埃利亚斯认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垄断了合法使用权力与对税收的独占，国家统治形式的变化与经济形式有着密切关系。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器”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国家管理的非宫廷化，专门化。即统治者与管理者的分离；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即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深入，而且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产生了更大的约束力，减少了权力的滥用。”{2} 　　蒂利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他认为是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分散和多样的国家形式集中到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来，并指出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建构途径：以俄国、奥斯曼等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强制密集道路；以荷兰、威尼斯等北意大利城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道路和结合前两者优势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化强制道路。把强制和资本视作国家成立的核心，否定了国家形成的单线性。 　　吉登斯把公民权利视作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因为“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逻辑关联。”这种观点源于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包含了三种重要的权利，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公民权利的完善与国家行政能力的不断强化构成了现代国家的一对矛盾。 　　迈克尔?曼从两个权力的角度解释国家建构问题。认为：“基础性权力”是指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是指国家通过税收等活动而向民间社会渗透的能力。{3}而“专制权力”则是指由国家精英控制民间社会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权力。通过比较，曼恩发现，历史上许多专制权力强大国家基础性权力十分弱小；而在今日西方的现代国家，专制权力已经弱化，而那种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性权力却很强大。在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两个向度的基础上，曼恩构建了四种理想的国家类型：专制性和基础性权力都弱的类型为“封建国家”；基础性权力弱而专制性权力强的类型为“帝国国家”；基础性权力强而专制性权力弱的类型为“官僚国家”；两种权力都强的类型为“威权国家”。 　　综上所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