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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施施然诗歌 　　 内容摘要：在当下很多诗人于追求口语化，自由化的情况下，诗人施施然却自觉地继承了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将古典文化瑰宝与现代意识、个性传承等等融在一起，在诗歌实践中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古典 现代 意象 西方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大众普遍都对新诗持淡漠或排斥的态度。如今诗歌的萧条，与文学环境的转变当然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的变化，当下作家的创作水平，整体呈现下滑趋势，没有深厚文化底蕴，所谓“观千曲而后晓声，操千剑而后识器”，没有广泛的阅读与扎实的文化积累，不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很多诗人过于追求口语化，自由化，丢失传统文化的诗歌创作，使得当代诗歌发展状况令人堪忧。如梨花体和羔羊体更是把口语化和通俗化发挥到了极点，如梨花体“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 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 不冲刷/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又如羔羊体“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徐帆》)，这样没有经过提炼如说话般的诗歌，我们很难发现它的审美价值和诗意魅力所在。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诗歌，使得诗歌与读者日益疏远。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的：“现代人做诗文，不应该学周诰殷盘那样诘屈聱牙，为的是传达的便利。不过提倡白话者所标示的“做诗如说话”的口号也有些危险。日常的情思多粗浅芜乱，不尽可以入诗，入诗的情思都须经过一番洗炼，所以比日常的情思较为精妙有剪彩。语言是情思的结晶，诗的语言亦应与日常语言有别”。[1]朱光潜先生说得很好，诗的情思比日常情思精妙，而且诗的语言和日常语言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做诗如说话”的口号在今天也受到不少诗人的追捧，但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当下的诗人都是如此，还是有一小部分的诗人自觉地继承了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如当下一个很引人瞩目的诗人施施然，施施然从2009年11月开始写诗，她在博客中的自我简介是这样的：“身在今天的北方，心在民国的江南。四分之一旗人传统。美术专业毕业。写诗，是为真实地活着。”[2]施施然对诗歌的理解很独到，她说“我拒绝做一个沉浸在唯美意境里的纯粹的古典派，力求在吸收古典文化营养的同时更着重融入现代人的观念和事物，以我自己的心灵做投射点向外辐射，试图将古典文化瑰宝与现代意识、个性传承等等融在一起，从而尝试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精神与风貌，表现当下却穿越当下。”施施然的这个自白可谓是施施然的诗歌文本的一条重要诠释，正是基于这样的诗学观念，她的诗歌常常将现代生活体验与古典唯美情调（如江南意象）交织在一起，使诗有一种别样的情韵。”[3]事实上，施施然在诗歌实践中也的确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一.施施然诗歌中具有古典的文化底蕴，常常带有旧时代印记的审美意象。如《走在民国的街道上》（组诗）中的第一首《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默片里开出来/灰色长衫和月白旗袍礼让着上下/不远处的钟楼，是夕阳中的诗人。一群/洁白的鸽子，把闪亮的诗行写在彩虹的脸上/两条有风骨的弧线，向身着灰装的/不老建筑的文艺复兴里延伸。那里有我们/窗明几净的家，和一双晶莹的儿女……/就像插上了时间的翅膀，我常常就这样/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四月天的/花香很近，没有愤世嫉俗，只有儿女情长”[4]全诗气息典雅，意象简明而形象，诗中“电车”“灰色长衫”“月白旗袍”“钟楼”这些具有旧时代印记的意象构成了非常优美而又自然和谐的意境。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黄昏里，在民国的街道上，有当当作响的电车，穿着旗袍的女人，不远处的钟楼，一群活跃的鸽子，大街上还有穿着长衫的如鲁迅，张恨水，徐志摩，梁实秋等一些民国文人，作者也在这条热闹而又宁静的民国的街道上愉悦、从容、优雅的走着。全诗读来轻柔舒缓，与现实社会形成反差，给人以特定氛围里一种特殊的美的享受。又如《青衣》“一只脚在庙里，另一只/走进狐狸的院子。吃茶，教子/在灶膛边等候赶考的官人/柳条儿吐出了春天，却把书信/遗失在道上。潮汐就在她的睫毛上/起起，落落，偷走镜子里的胭脂/她唱西皮流水。是我的邻居/那晚我与吴王在长亭里把酒临风，看见她/踩着莲步而来，不嗔，不喜/也不厌世，以素面和红唇示人”[5]这首《青衣》作者运用了中国古典的戏曲元素，诗中的“庙” “赶考的官人”“胭脂”“吴王”等古老意象，形象地概括了现实生活中、戏曲舞台上，古时那一类叫作青衣女子的生活常态和坚忍的知性性格特征。[6] 　　 施施然表达对古典情韵的无限依恋，她在《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写到：“就像插上了时间的翅膀，我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