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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孟子仁政理想中民地位 　　[摘要]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行“仁政”。在孟子看来，“民”是实现“仁政”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仁政”理想的核心和检验标准。孟子认为，只有保证“民”的五项基本权利，才可以行“仁政”。孟子所主张的民所应该有的五种权利，已经部分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公民权。在当时条件下，孟子重视“民”的权利与地位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民；权利；先秦；孟子；仁政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76－06 　　 　　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仁政”。当时，诸侯纷争，处士横议，孟子常常“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无非是用自己的“仁政”理想教导诸侯们怎样“得天下”、“王天下”罢了。在孟子看来，只有“得民”才能“得天下”，只有“保民”才能“王天下”。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又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因此，民在孟子“仁政”理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是其“仁政”理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又是其“仁政”理想的核心和检验标准。 　　《孟子》一书中，“民”字共出现二百余次。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各有其特定含义，但从“仁政”理想的角度看，“民”乃是与“君”或“王”对立的、不同于“君”或“王”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被统治者的统称。如梁惠王日：“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又如，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日：“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日：“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下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里的“民”就都是直接作为“君”或“王”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在与齐宣王讨论齐桓、晋文之事时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者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明确指出与王或君主对立的人包括天下之仕者、耕者、商贾、行旅以及他国之疾其君者。至于在这种意义上，孟子还常常用“百姓”、“劳力者”、“野人”、“众”、“众庶”等等来指代“民”，那是另外意义的用法，这里不详论。在“仁政”条件下，孟子认为，“民”至少应该具有五种基本权利。或者说，君主只有保障“民”具有五种基本权利，才可以说是做到了“行仁政”。 　　 　　一　生命权 　　 　　孟子说：“仁者，人也。”“仁”的根本就是“人”。如果作为“人”的生命个体不能存在，“仁”又怎么体现、实现“仁政”又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出发，他激烈地抨击当时诸侯国的相互攻伐，因为战争的结果只可能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最终是对于广大士卒即民的生命的无情剥夺。他坚决地主张将那些“善战者服上刑”，因为越是善战者便杀人越多。在孟子看来，“使民饥而死”是对于民之生命权的另一种形式的剥夺。他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兽相食，人且恶之”，怎么可以使人因饥饿而死于野外、成为野兽的食物呢?牵牛而衅钟，尚且怜其“若无罪而就死地”，可是，“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怎么可以说是“行仁政”呢?孟子认为，这与发动战争而剥夺民的生命权没有什么两样，正像用刀杀人与用木棍杀人没有区别一样。为了确保民之生命权，孟子还借文王之政热烈地歌颂了“罪人不孥”的刑罚制度。在孟子看来，在仁政条件下，只能谁犯罪谁服刑。每个人的生命作为个体存在都是属于他本人的，一人犯罪怎么可以株连他的亲属呢?如果他的亲属没有犯罪，他的亲属就有维护和保障自己生命的权利。 　　孟子十分坚守自己的节操，是一个孜孜以求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人。但是，假如自己的理想暂时没有实现并且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么，在孟子看来，就应该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而委屈自己去接受一些馈赠以保证自己活下去，而不应该去白白地饿死。他说，这是一种“免死而已”的办法。“免死”当然就是一种对于自我生命权的保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难免有时会发生牺牲生命的事。比如，商汤伐夏桀、文王伐商纣的时候，肯定要发生战争，死人甚至到了流血漂杵的程度。孟子认为，这时，民之牺牲生命乃是必然的。因为在夏桀统治下，民已经活不下去了。他们宁愿与夏桀同归于尽，所以这样的战争就是一种给民以“生道”的战争，是一种以暂时的少数人的牺牲去换取长久的大多数人的生命保障的战争，所以是民所乐意的战争。这种剥夺民的生命权的战争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战争，是“以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