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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归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69-02 　　摘要：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民主党人一扫昔日颓势，纷纷重返欧洲政坛，他们所倡导和践行的“第三条道路”风靡欧洲，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回归。“第三条道路”能重返历史舞台，因为它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面对危机的背景下，深刻反思，大胆革新，摒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过时的传统，超越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重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迎合全球化时代潮流，在实践中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思路的产物。 　　关键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创新 　　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新形势下，传统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新右派崛起，并在整个80年代主导欧美政治舞台。80年代末苏东剧变，新右派阵营进一步得势，鼓吹“历史终结”论。如果不是安东尼·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夸大其词，那应该如何审视“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重振雄风之间的关系呢？本文围绕该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社会民主党人重返政坛——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复兴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政坛形势大变，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欧洲卷土重来，社会民主党人告别了似乎遥遥无期的在野生涯，一个接一个组织政府，或积极参加联合政府。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以压倒优势的胜利组成英国战后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一届政府，直捣保守主义的老巢。在英国工党组阁两个月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也成功实现联合执政，再后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性胜利。科尔下台，施罗德当政，标志着里根——撒切尔主义时代的终结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复兴[1]。一时间，欧洲政坛呈现出一片玫瑰色，人们惊呼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是形势所迫，是为了求生存，扭转日益衰落的局面。原因有： 　　第一，社会民主主义奉行的传统福利国家模式走入困境。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导致拿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纳税人越来越少；欧洲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形成倒金字塔状，较少的年轻人养活较多的老年人；随着医疗技术提高，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欧洲国家的健康保障体制又是人人都能享受的。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多，抑制发挥市场作用。第三，从70年代开始，政治冷淡主义在欧洲兴起。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参加意识形态强的政治组织，而是喜欢中性组织，如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第四，欧洲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如德国，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价值取向一致的若干阶级构成，而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其中服务业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人的素质较高。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个群体只占总人数的6%。社会民主主义没能适应这个变化来对自身进行调整。第五，苏联东欧剧变给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沉重打击，右翼势力也趁机向社会民主主义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和原社会民主主义的追随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前途失去信心，甚至对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产生怀疑。 　　在危机面前，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反思过去的路线，重新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工党，1994年布莱尔任工党首领后，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脱胎换骨的改革，其中根本性措施是修改党章第四条，放弃坚持了76年的象征工党宗旨的公有制条款。这表明工党同传统路线的决裂。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摆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传统，使本党重构基本价值观”，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英国政治舞台上[2]。 　　放弃传统路线只是个“破”的过程，还存在着个怎样“立”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先是由被誉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理论上做出解答。 　　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支撑——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创新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他利用其社会结构学说和现代性批判学说为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铺垫和政策依据。 　　“第三条道路”首要思维方式是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吉登斯在长期从事社会哲学方面的梳理和批判工作中，始终把超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结构性与能动性、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客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作为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3]这种超越二元对立、追求二元融通的“二重性”学说无疑为他后来直接清理社会政治理论和现实中的“左”、“右”对立问题，进而也为探索“第三条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吉登斯1994年完成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论上的支撑，书中提出，在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全球化日益彰显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