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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翻译研究中话语政治 　　摘 要：以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作为理论来源，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已不在是单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要求把政治、权力和意识等外部因素纳入翻译研究领域，拓宽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翻译的社会性，为翻译研究更深远更广泛的探究提供了坚固深厚的理论根源，而话语分析通过文本语言的批判审查,使得深深隐藏在文本中的预设逐渐地显现出来。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知识与权力；话语分析；话语政治 　　引言：20世纪初, 以索绪尔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范式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模式中解脱出来,使翻译研究走上了系统化的道路。后殖民文化研究对翻译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使翻译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学者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翻译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就使翻译研究有了新的理论视角。在福柯看来，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话语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一种话语的出现以压抑和剥夺其他声音出现为手段。当然，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政治意味上的权力含义，虽然它并不完全排斥后者。本文讨论的是在一种特殊化的话语分析路径下，来探视话语是如何在某些特殊的社会状况下生产出一种新的，复杂的话语。通过这样的文本分析，语言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政治和制度有复杂的建构性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翻译的社会性，为翻译研究更深远更广泛的探究提供了坚固深厚的理论根源。 　　一．关于后殖民理论 　　罗宾逊(D.Robinson)对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后殖民主义 ( postcolonialism) 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和文化研究状况。 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1997;121)”。[1] 虽对其涵盖的研究领域颇有争议,但根本的一点是它主要研究殖民终结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话语权力斗争。或者说, 后殖民除了关心不同文化差异还关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之争，反映在学科领域, 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 受福柯理论的影响,“后殖民理论”或“后殖民研究”呈现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因此,后殖民翻译研究观察的是在历史语境下进行的翻译活动背后存在的隐形的文化或话语权力之争。历史性的翻译行为均受一定的文化政治制约和操控，影响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功用。这个视角把翻译回归到他所承载的正式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为本土翻译提供了问题意识。 　　二. 福柯的 “知识”与 “权力”关系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8226;福柯对思想体系史进行的所谓 “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是探索知识与权力之间不可跨越的内在联系。 福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 对话语方式做出差异分析,他认为知识是从话语与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得到自身定义, 其知识考古学所观察的就是在话语实践上产生的知识。他将所有层面上的话语实践从历史的角度去描述话语间的相互关系, 认为 “权力”在话语实践中起决定作用, “人类知识的积累都在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下构建下形成的。 而翻译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播媒介, 其话语实践应放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考察。”[2] 在福柯看来，翻译的透明性只是乌托邦似的意象。更重要的是，“话语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思想实践，它深深的扎根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中。此外，它还要受到话语之外一系列非话语因素诸如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影响。” [3](p1)“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对话语形成的描述分析不同于一般理论和思想史的写作方法，因为一般思想史的写作都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与之相反，‘考古学在描述话语形成的同时，忽略可能出现在其中的时间体系；它寻求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各个时代皆有效的普遍规律’（ 米歇尔 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 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213页）可借助知识考古学即局部话语分析的方法学的方式…”[4](p11) 　　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研究语料。而要理解严复对几个关键词的翻译，首先了解其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至关重要。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国家这一“他者”的强行闯入，“自我”即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而固有的文化不足以应对外来危机。 因此，“西方这一异质的‘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应对，遂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建民族‘自我’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他种种学术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立国的问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成为各派政治思想家所力求解决的重大问题。严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翻译引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名学（逻辑学），法学，政治学等学说，并发表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