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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错斩崔宁艺术构思 　　宋话本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对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历史小说影响很大，其艺术构思更是为后人所称道。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话本《错斩崔宁》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该话本说的是南宋京都临安府尹在由十五贯引起的谋杀案中主观判案，错杀无辜的事。作者通过对崔宁和陈二姐在严刑拷打之下招供诬服，被判处死刑的悲剧的描写，精于谋篇、巧于布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吏治的腐败昏庸，使小说的艺术构思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一、利用巧合，精于谋篇。 　　 　　话本的作者深知偶然性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利用一系列的偶发性巧合情节，精于谋篇，揭示了必然性的悲剧结果，这是《错斩崔宁》艺术构思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话本的情节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京都生意人刘贵，从他岳父处借了十五贯钱回家，借着酒兴与其妾陈二姐戏言：钱是典卖陈二姐所得。在宋元时代，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处置。因此，二姐疑心，趁着刘贵熟睡离家，回娘家将此事告知双亲。二姐走后，大盗静山大王半夜推开刘贵家门，杀了刘贵，抢走十五贯钱。第二天早上，陈二姐在路上与一个卖丝的后生崔宁结伴同行。正走间，刘贵的邻居赶来，不由分说，从崔宁身上搜出恰好也是十五贯钱，于是错将崔、陈二人押送府衙。府尹不问来龙去脉，便错判崔宁、陈二姐有奸情，杀夫夺钱，私奔出逃。重刑拷打之下，二人屈打成招，被错判死刑。话本就是这样，利用偶然性因素，紧紧抓住一个“错”字来结构话本，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刘贵戏言卖妾，埋下了悲剧的种子；陈二姐慌忙走报父母，给大盗静山大王留下行凶的机会；静山大王只因赌输了钱，没法还帐，方才在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临安府尹的主观臆断，错断错斩……似乎这个人命案由许多不相干的“错”巧合铸成。试想，假如刘贵不开过分的玩笑；假如刘贵的玩笑陈二姐不信或不回娘家；假如静山大王因赌输而接受教训，从此洗手不干；假如临安府尹能实地考察，认真断案……似乎这一连串假设之中，有任何一种假设成为事实便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细细想来，造成这一悲剧链条中的每一环节，似乎都在鬼使神差般的引导着故事的情节丝丝入扣地向前发展，而使我们每一个善良的假设都仅止于假设：夫妻间开玩笑很正常，为何不许刘贵开玩笑呢？何况又喝了酒。作者还交待了刘贵开玩笑中带几分嗔怪的原因：“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①主客观原因都在情理之中，因为刘贵的嗔怪并没有超出夫妻间玩笑的范围，至多是玩笑开得有点大。但陈二姐不能不信，这是宋元时代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赌徒输急行窃，图财害命，更是这类人性格发展的必然体现。临安府尹若是一个清官，明察秋毫，罚当其罚，他便成了“包公”而不是“糊涂”的“问官”了。在吏治腐败、官府昏庸的封建社会，像临安府尹这样的官吏比比皆是。正如作者所感慨：“这段冤枉，仔细可以从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②总之，在这些看似偶然、巧合的情节背后，却有一种必然性。作者借助“错”的巧合精于谋篇，旨在批判问官糊涂，并不单是孤立地去写问官，而是把矛头指向问官的总后台――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前有崔宁、陈二姐问斩，是“圣旨”明示：“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③到了案情昭彰，圣旨又云：“勘得静山大王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④将两道圣旨加以对照，其揭露和批判的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原问官断狱失情”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圣明天子”，理应明镜高悬，洞察秋毫。怎么也下圣旨将崔宁、陈二姐“处斩”、“凌迟”呢？把糊涂问官与圣明天子对照来写，进一步揭示出造成崔宁、陈二姐悲剧的深层原因，反映出偶然背后的必然。从而使人感觉到作者笔下的问官与皇帝是一路货色。还不过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而已。如果这样分析只不过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话，那么退一步讲，皇帝只凭奏本，对案情不作任何勘查，便随意批示“处斩”、“凌迟”，至少算不得“圣明天子”。另外，在这种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中，府尹草率断案，刑部轻信府尹，公文旅行无阻，冤情无由上达。这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是何等的腐朽。作品在客观上，对封建的国家机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一个“错”字，寓意深刻。 　　作者借助“错”的巧合写了刘贵的左邻右舍，写邻居听说刘贵死后，如何把崔宁、陈二姐错当凶手，交官府“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在判崔宁、陈二姐死刑的公文上“都指画了十字”，尽管邻居同样是被生活中的偶然现象所迷惑，在造成这桩冤案的过程中起着媒孽和发酵作用，但与府尹仍有本质区别。这区别不仅在于府尹是主宰生杀大权的执行者，邻居大不了是佐证，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