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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一浮文化复兴观 　　【摘要】马一浮先生在谈中国文化复兴，说多基于人心、人性，具有“强理而弱势”的特点。他坚信文化复兴，人人有责。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不可须臾离却儒家所讲的那些道理，因其符合人性之真、善、美的要求。人性之善是文化复兴的根据和坚实基础，而文化复兴正是人性之善在各实存领域中的彰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醒悟到前行之非，从而认识到儒学的真价值，进而回归到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上来。 　　【关键词】文化复兴 人性基础 责任主体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儒学曾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在社会的运行偏离儒学所设定的理想轨道之时，就会有复兴儒学的愿望与呼声，以及付诸实际的行动。即便在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之时，由于儒学自身发展僵化的原因，同???会有有识之士发出重振与复兴儒学的呐喊，期待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彰显自身的真精神，以重新成为引领社会生活的灵魂和风向标。对儒学复兴的召唤，意在关注、呵护、提振和充实人的生命，实现生命本有的内在意义和价值。 　　文化复兴，自古有之 　　在儒学悠久的生命历程中，既有黄金岁月，也有起伏、波折与磨难。儒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盛衰消长、循环往复的历史，而其“盛衰”亦与社会“治乱”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可以说，自儒学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处在兴衰交替、苦乐相伴的模式之中。儒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相连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儒学即人生。 　　不过，即便在极度衰乱的时代，复兴儒学的呐喊和努力也没有停止过。因此，“文化复兴”这一观念可谓是由来已久。以高度自觉的心灵，发出复兴周代礼乐文化的呐喊的，当首推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以复兴周道为己志，述作三代文化之精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为传统文化确立了内在的道德根基。孔子的努力虽然未能挽救东周之衰亡，但其以六艺教授弟子，使得传统的文脉和血脉得以延续，为日后的儒学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复兴”的理想是孔子提出来的，诸如孟子、荀子、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其接续孔子，响应孔子的号召，正本清源，批判淫辞邪说，亦莫不是一种复兴儒学的努力。可喜的是，儒学在汉兴之后逐渐越法家、黄老思想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在汉武帝时期以经学的姿态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学在历经磨难之后首次得以昌明与复兴。 　　自汉至今，尽管不乏“风雨如晦”之时，然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大儒，以其高风亮节、渊博学问、特见卓识开一代之风气，作育人才，守先待后，为儒学复兴奠定基础和基调，唐代经学、宋明理学便是如此。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新儒家①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其对儒家价值体系的坚守，对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意义的阐发，对儒学复兴的衷心期待和努力，使得新儒学成为与马克思主义、西化论鼎足而立的重要思潮之一。下面，我们就围绕“文化复兴”这一主题，来品味马一浮先生的儒家文化情怀。 　　文化复兴的心性基础 　　在马先生看来，人类所选取的发展道路往往是单向性的，若管商之道进，则孔墨之道退。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作为传统社会指导思想的儒学，由于不能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境况，不仅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面前落选了，而且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真正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地步。在西方文化大举进军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动，伦理价值体系崩溃，群雄迷恋武功之时代，儒家学说被冷落、打压甚至被抛弃亦是时势使然。然作为真正的儒者，由于真切体认到了儒学的真谛及其在人类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面对此般危局，其所抱有的文化复兴信念因而也就愈加强烈。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的。马先生指出： 　　世人侈言保存中国古有文化，不知中国文化是建树在心性上，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即使现代的文化全被毁坏，心性却不能毁坏，则中国文化终有复兴之日也。② 　　马先生将中国文化上升到了心性本体的高度，此正如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分有理念的具体物虽然有成有毁，然理念自身则是永在的。只要理念永存，一切都可重新再来。因而，谈及心性之体，则只有隐显，而无存亡。在激进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文化的长期、无情打压之下，儒学看似莫之能守；但从深层次上说，人性之善亘古如斯，毕竟不会梏亡，而总有发露、甚至沛然莫之能御之时。由于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之上的，是心性自然的流露，有本有根，虽枝断叶落，为风雨所飘摇，然大本仍在，因而有望时时恢复生机。故马先生坚定地认为，无论世道如何晦盲否塞，中国文化终有复兴的那一天。 　　马先生始终抱有一种信念，即“义自在人心，未来世若有圣人出，则必于尧、舜、孔、孟无二般”③。“世界不能长此混乱”④，好善恶恶，拨乱反正，到底是人心所向。如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