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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诗酒文化 　　摘 要：昆山大儒徐元文应长兄徐乾学之命而作的《斗酒诗》，以七绝组诗的形式评论了在长兄家中聚会时品尝的各类名酒，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它既还原了明清士人阶层“诗酒之会”的场景，又保留了为时人所钟爱的多达三十种酒的名目、产地、外观、口感、原料、酿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现以徐元文笔下产自“北五省”的蓟酒、沧酒、潞酒、墨露和桑落酒为例，结合其他传世诗文，讨论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故。 　　关键词：《斗酒诗》 明清时期 北五省 诗酒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49-59 　　古人很早就有“诗能存史”的观念。宋代学者计有功在《唐诗纪事》的自序中云：“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馀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庶读其诗，知其人。”1近人陈衍批评计氏的搜录“有名无实”，认为应该“以诗补史之未详”，即通过保存、研究诗人文献资料，来还原重大政治事件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2。陈寅恪和洪业都专门阐释过清人“诗史互证”的观念和传统3。邓之诚尤其强调诗歌在保存史料方面的价值，在编撰《清诗纪事初编》时曾提出“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和要求4。就邓氏“以诗补史”的意义而言，清初大儒徐元文（1634―1691）应长兄徐乾学（1631―1694）之命而作的《碧山堂元夕斗酒诗》（下简称《斗酒诗》）值得研究者的关注5。 　　对研究者而言，《斗酒诗》在“补史之未详”方面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它还原了在徐乾学家中举办的上元节晚宴的场景，使我们对明清士人阶层以酒会友的乐趣从细节上加深了解；同时，它也保留了徐乾学个人所藏的三十种名酒的名称、产地、质感、外观、口感、原料或配料之特殊、酿造方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乾学所藏以“北?d为多”（《斗酒诗?序》），所以元文所记之名酒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北方；而眼下受关注较多的清代酒单资料（如袁枚的《随园食单?茶酒单》等）大多偏重南方1――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以“北酒”为中心的《斗酒诗》的价值，更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徐元文《斗酒诗》的创作过程及其价值 　　在自撰的序文中，徐元文?述了他写《斗酒诗》的原因2：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农历正月十五之夜，时任《明史》总裁的徐乾学与两位弟弟秉义（1633―1710）、元文，召集子侄门生、《明史》编修书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在北京宣南绳匠胡同的“碧山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开宴之前，主宾一起欣赏了碧山堂内布设的华丽灯展，“……诸君子未晡而集，散?i庭除徙倚栏槛虚堂之上，回廊之侧，华灯四垂，奇制巧绘，不待加烛而烂已夺目矣”。赏毕落座，乾学说：“胜友嘉夕无他乐，方尝蓄酒，得三十种，相与品量而赏之，以诗可乎？”在座的不是宿儒就是青年才俊，自然都对主人“品酒作诗”的提议表示支持。于是乾学将自己平生所蓄的30种佳酿尽数取出，在壶上一一标注名称，然后命长子徐树?b、次子徐炯担任司酒3，要求在座宾客无论酒量大小，必须逐壶品尝，并点评各酒的特色；喝到一半之时，宾客出户赏灯以稍作歇息，此后再归席续饮，直至酒酣夜阑，尽兴而归。当年苏子瞻与朋友出游，各自携带不同的酒，等大家见面后则混合在一起共饮，“以和为义”，因此称为“义酒”；而乾学则认为应有所区择，不可“溷然而无别”，要求参与品酒的宾客为每一种酒作一首绝句，最大程度地描述该酒的特质，因此号曰“斗酒诗”。次日，才思敏捷、以诗文知名的元文率先完成了30首，合为一卷向长兄乾学交稿，并谦虚地表示，因水平所限，不一定每一种酒都描述得很准确。 　　完稿当日，元文将书稿拿给一同列席的慈溪书法大家姜宸英，并请其为之作跋；后者当时在碧山堂书局任《明史》纂修官，负责《刑法志》的编撰。姜宸英在跋文中说：“今总宪徐公碧山堂之宴，出所储酒三十种饮客，命客为斗酒诗，明日相继以诗来者若干人，而前总宪公先得绝句三十首，手书小帧示某，某谨受而读之，其体物精切，寄托深远，至于声调之谐美，按之皆可歌也”4――可知除了元文之外，也有其他宾客如命完成了诗作，可惜都未曾流传下来；徐乾学在碧山堂的这次品酒活动能被后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其弟元文的诗名。事隔不久，徐元文的门生钮?L（1644―1704）将离京赴陕西白水任知县，元文又嘱咐他为《斗酒诗》再作一篇骈体跋文。钮?L是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一年（1672）至京师入国子监，拜元文为师，并同乾学交往，当日他也参加了碧山堂的宴会。元文请他作跋，一是欣赏钮?L的文采，二是因为门生临时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