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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曹植文艺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期，“乱世出英雄”，且不说政治人物风起云涌，单是文学之士就才子辈出，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其中曹植就是建安七子的领袖之一。但关于对其文艺的价值、地位、功用的认识问题，以前论者多认为曹植并不看重文艺的功用，并引他在《与杨德祖书》中的“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为佐证。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很好把握曹植全部的思想脉络、人生理想而断章取义的表现。尽管刘勰认为此文“辩而无当”，对其价值的认定颇有微词，但也还是承认这是一篇重要的文论。“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文心雕龙?序志》）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将这封书信摆在了重要文论之首。可见，《与杨德祖书》所体现的曹植文艺思想的价值之大，它给予了时人和后人很大的教益和启发。 　　一、肯定文学现象中的审美差异及追求文学本体的意义 　　首先，他肯定文学现象中审美的差异性。任何事物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正如苏轼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审美主体都有他趋向的大众视角和独特的个性视角，而这独特性所具有的新奇性和开创意义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有些文学创作者所描绘的对象和所运用的表现方法与多数作品迥然不同，“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河畔有逐臭之夫”；也有些文学接受者对同一文学作品（或艺术品）的喜好与其他多数读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咸池六经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列宁也说过：“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而曹植也同样指出，审美取向“岂可同哉！” 　　其次，正因为他承认不同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差异是合理的，所以在文学领域里他冲破了作为统治阶级的高级领导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与歧视，而能够力求做到直接追求文学本体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还承认民间文学的价值。“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猿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曹植是一个开明的统治阶层的代表，他把当时不计较出身、唯才是举的政治思想融入到文学领域，同时又不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把文学与政治分开。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辞赋小道”之说：“辞赋小道，故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这样说，看似轻视文学，实际上政治和文学是他最看重的两项事业，只是政治排在第一位，文学排在第二位。对于这个问题，鲁迅已作过精辟的解释：“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2]值得一提的是他也一样把文学与政治分开来看。曹植在文学领域中如此大幅度地冲破他作为皇室成员所固有的政治束缚，对于汉朝以来文学日益成为功利工具和政治附庸的状况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意义，这扭转了汉朝过度依附政治的文风，也开启了魏晋诗学自觉的先声。 　　二、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了“文人相轻”的陋习，并且认为“善于自见”是产生“文人相轻”的重要原因。而曹植对此问题也观察得细致入微，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开篇就指出：“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在这里，曹植指出王粲等人在未归曹操之前就名声大噪，正因为如此，这些文人才恃才自负。由于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所以“以此相服，亦良难矣”。[3]这种文人之间互不相服的弊状与曹丕提出的“文人相轻”的陋习是相同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提倡开展文学批评，他指出：“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曹植之所以主张开展文学批评，其原因就是“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在文学创作中，文人应常常请来别人挑自己作品的毛病，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互相切磋交流，“有不善者，应时改定”，[4]采用这样的方法才能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见解，也是曹植自我创作经验的总结。曹植重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文人在创作上要经常听取别人的批评，这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三、主张批评者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