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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刃于信息管理与公共管理之间档案学者 　　刘家真简介：刘家真教授，女，湖北武汉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信息文献标准化委员会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理事，现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软科学项目”等重要课题多项，出版著作（含教材）16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40多篇，其中，SCI源刊论文2篇，CSSCI收录近70篇，30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刘家真教授在文献保护、电子文件管理、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领域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其主讲的《电子文件管理》被评为“2006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访谈主持人：谭必勇 　　 　　 刘家真老师是我上大学时的本科导师。自从大三开始上刘老师的《文献保护学》，我逐步从学术上接触、了解刘老师。生活中她保持年轻的心态，科研方面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从文献保护到电子文件管理再到电子政务，她坚持用档案学家的独特视角来阐述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中的各种技术、资源和管理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让我们一起走近刘老师。 　　 　　 谭必勇：欢迎刘老师做客《档案界》论坛！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是什么机缘让您走进了档案学专业呢？ 　　 刘家真：谈机缘是没有的，有的是无奈。我学习有机化学，而且，很有兴趣。在全校学术竞赛中，我获得“专业化学竞赛”第二名（第一名缺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在“全球有机化学年会”上展出。但那个年代与现在不同，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有权选择的。武汉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没有留人的编制，整个化学系超编。但我还是希望留在武汉大学，哪个系都可以，为的是还我丈夫4年对我学习支持的情。4年的学习生活，爱人承担了家庭一切，孩子没有母爱，因为妈妈需要学习与做实验，我感到愧对家庭。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校内工作，以便把我欠家庭的债做牛做马还掉，以对得起我的丈夫为我的付出。于是，阴差阳错来到了图书馆学系，就是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 　　 说热爱我还谈不上，但觉得，文献保护可能会与我的专业有关联。也许，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那时的我认为，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学术情怀也一样。 　　 谭必勇：看来您跟档案学专业结缘，最大的机缘还是您对武汉大学和家人的感情。另外，从中可以看出您当时非常刻苦的学习劲头。1977级的大学生学习都是非常刻苦吗？ 　　 刘家真：我觉得，最大的机缘是我与家人的感情，那时，有部电影，是印度的，我忘记了名字。讲的是两个有情人相爱，女孩地位低微，男方家庭不同意。但他们毅然结婚。女方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支持男方完成学业，最后，得了不治之症后，依然隐瞒对方。男方知道女方病情后，害怕女方知道也一直隐瞒。最后，两人拥抱着进入天堂。我看后，哭了很多次，这种爱情太真挚了。我觉得，我爱人、我孩子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回报他们。 　　1977级的学生，都是一个样――玩命地学习！不止我一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风啊。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觉得是最可贵的，我们失去过读书的机遇，得到时就极为珍惜。 　　 谭必勇：看得出，刘老师是个非常浪漫、感性的人。理科背景对您从事档案学研究是不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家真：学科交叉很重要，特别是文理交叉！我本科是学习化学，一切都是要动手，通过实验来证实。理科背景注重实验，注重拿事实说话，这可能与我的研究很爱从实践出发有关吧。特别是数学，是我的挚爱，也获得过“武汉大学数学学习竞赛奖”。数学对我研究的最大功效是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复杂中找出简单，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些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今天的研究，很多成果的取得都与此相关。特别要声明的是，这里，两次谈到本科期间学习获奖，绝对不是想吹嘘自己，进入知命之年的我，早把这些都看成了浮云。 　　 谭必勇：实际上，我们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属性也发生过变化。1998年，档案学从历史学大类划分到管理学大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您认为，这对档案学的发展形成了哪些影响？ 　　 刘家真：我认为，档案学还在变化与发展中。记得最早人们对于档案学脱离历史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感到失望，认为失去了档案学的地位，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看法了。后来，有的档案学专业并入了公共管理学院，也有的并入了管理学院。开始，大家也是感到失去了学术地位，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我觉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是从信息与资讯管理角度进行归并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