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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问题调查与思考 　　2005年以来,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共立案查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侵权犯罪8件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6件6人,重特大案件占立案总数的75%。所立查案件中,因渎职犯罪造成人员死亡6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余万元。在被立案查处的9人中,有5人被刑事拘留和逮捕(其中:1人在侦查环节取保候审,3人在公诉环节取保候审),有4人未采取强制措施。目前这些案件全部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其中尚有2件在公诉部门审查过程中(其中1件是2009年立案侦查,1件是2008年立案侦查),1件在法院审判过程中(系2009年立案侦查),另外5件6人法院已经全部作有罪判决。在法院判决的这5件6人案件中,判处实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的有1件1人(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已交付监狱执行),判处缓刑的有1件2人,判处免于刑事处罚的有3件3人,无不起诉和无罪判决案件。 　　以上数据表明,渎职侵权犯罪判刑偏轻,在本县仍然存在。就其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 　　 　　一、渎职侵权犯罪法定刑低,处罚范围窄,这是造成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制度原因 　　 　　我国现行刑法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犯罪的量刑规定在3年或5年以下,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在3年或5年以上。既然法定刑规定在3年或5年以下,法院在量刑时都因种种原因从轻判处,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实质上放纵了渎职侵权犯罪分子。97《刑法》修订时,将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后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有了一些补充,但范围、内涵的界定仍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一些案件的主体资格,导致有些案件无法查办,给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增加了困难。97《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这是符合人权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制度取消后,相关立法没有完全跟上,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看似犯罪但处理又于法无据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刑法》第418条只规定了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没有规定招收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师)徇私舞弊罪。然而我县却接到一起招收教师徇私舞弊的举报,由于没有招收事业单位人员徇私舞弊罪这一罪名,该线索即未予立案侦查;今年又接到县医院招收医务人员徇私舞弊的举报,同样初查后未予立案。这在客观上放纵了此类犯罪。对渎职侵权犯罪量刑幅度低,再加上同类行为因主体等法律规定不同,相同行为因主体不同致使处罚不同,有的甚至不受处罚,这是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制度原因。 　　 　　二、社会各界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是导致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又一重要原因 　　 　　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在我县仍时有发生,如我县张祖宏在担任凤冈县经贸局长期间,滥用职权,违法将国营鞍山煤厂发包给没有资质的石亚平违法经营,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人死亡的渎职失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等案件。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十七倍之多,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提起渎职犯罪,在人们的印象中,常常只是某些领导和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工作方法不当造成一些失误,不象“揣腰包”的贪污贿赂腐败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有的领导不把渎职当渎职、不把犯罪当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认识的误区,是导致渎职侵权犯罪轻刑的社会原因。 　　 　　三、渎职侵权犯罪同经济犯罪交织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严重 　　 　　近年来我县立案查处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有两类与经济有关的现象:一是犯罪嫌疑人渎职失职后,接受利害关系人好处。如我县立案查办的原凤冈县公安局干警安某私枉法案:安某在办理一起抢劫案过程中,接受嫌疑人家属钱物后,徇私枉法,隐匿证据,并伪造自首材料,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二是渎职本身就是为自已或家人谋利。如该县立案查办的某乡镇工会主席田某某滥用职权、贪污案:2002年,田某某在担任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组织干事、办公室主任期间,滥用职权,指使该镇某村委会主任汪某某等人将254.31亩茶园作退耕还林地上报,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造成国家退耕还林补偿粮食折合现金损失202834元。这其中就有151.93亩茶园是田某某自已用亲戚的名字冒名顶替报的,田某某本人套取国家退耕还林粮食补助182136斤,折合人民127495.20元。 　　 　　四、侦查渎职侵权犯罪干扰多,侦破难度大,案件处理难 　　 　　渎职侵权犯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他们大多位高权重,关系网严密,周边势力复杂,保护层多,给侦查取证工作设置了种种障碍。如田某某滥用职权、贪污案:田某某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后,其家人四处找关系寻求保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向市院、省院反渎局都进行了专题汇报,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侦查部门都认为田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凤冈县检察院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