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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心论价值内涵1 　　摘 要：保罗?泰勒的生命中心论是当代环境伦理学之道义论进路的代表。然而，在价值论层面，生命中心论的立场是暧昧的。泰勒在承认价值的主体性的同时，试图通过“实体自身的善”的概念达到“道德可考量性”的客观性铺垫，后者展开为主体间一致的“固有值得”之概念的阐明。进一步地，泰勒的“实体自身的善”指向实体的“真正的善”而非其“表象的善”。以此，这种道义论式的“善”对于所有的理性主体而言是普遍必然的。虽然泰勒的价值论进路颇具匠心，但是并没能摆脱实然与应然的张力。对于泰勒的“具有其自身的善的实体”的判据命题，本文指出，该命题并不取决于其真值性，而仅仅指向其意义性。特别地，实体是否具有其自身的善的判断并不在于判据命题主谓间的逻辑有效性，而在于主词本身的性质。这种以内在预设规定外在期望的思路是康德式的。因此，在伦理学的功能构架上，泰勒的“固有值得”，大体只是道义论价值的一种重言，而固有值得的不可替代性也为非结果主义的个体主义道德实践提供了本体依据。以满足普遍必然性为内在要求，泰勒所谓的“最高价值”的内涵，指向的不是作为终极目的的价值，而是作为其他一切可能价值之基础的价值。然而，这种满足普遍必然性的基础“善”的本质内涵只是一切生命形式的实证解析，在其基本层面收敛于生理需求的满足，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以此，泰勒的价值论展示了现代伦理学中事实―价值二分的困境，而关于固有值得在作为实然的“善”之外的应然维度，泰勒的阐述是不充分的。 　　关键词：环境伦理；善；价值；值得；自然主义 　　作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思潮，环境伦理学内部是不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往往把以里根（Tom Regan）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说、以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或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为代表的整体环境论或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乃至以保罗?泰勒（Paul Taylor）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都冠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帽子混为一谈，或褒扬，或怀疑，或贬斥，实际上它们对应的是某种程度上互相不可兼容的伦理学进路。那么，上述的褒扬、怀疑或贬斥就失去了意义，详细阐明各自的价值论就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工作。同时，对于伦理学而言，犹如一切哲学层面的考量，重要的不是某个简单的结论，例如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而是结论背后的理论进路与逻辑关系，唯有在把握与夯实后两者的前提下，体现伦理实践精神的环境管理才向我们展开其可能的维度。在我国，相对于动物权利论或整体环境论，生命中心论的阐述非常少，而后者因其道义论传统具备严谨与完整的价值论阐明与实践体系的演绎在西方伦理学界被广泛地认同与接受。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中心是生命中心论的价值论进路，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相关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逻辑性，分析了其实践维度。作为道义论体系的环境伦理学，以保罗?泰勒1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展示了作为现代伦理学主流的个体主义进路，从而有别于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如利奥波德（Aldo Leopold）2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与克里考特3的生态中心论。在理论进路上，泰勒继承了发端自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4并由凡伯格（Joel Feinberg）5与古德帕斯特（Kenneth Goodpaster）6所完善的“生命的目的中心（a teleological center of life）”的“道德可考量性（moral considerability）”。在泰勒7看来，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由互为支撑的三部分组成：核心态度、信念系统与实践原则（好的德性标准与对的行为规则）。其中，基于实证认知基础的信念系统给予核心态度价值层面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实践原则是核心态度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这种结构既适用于人类伦理学（human ethics），也适用于环境伦理学。8这里，核心态度，即尊重自然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respect for nature），对应的是其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论部分，也是本文的考察中心。 　　一、“固有值得” 　　区别于其他的环境伦理学，生命中心论的基石在于“固有值得（inherent worth）”9。在泰勒1看来，实体具有“固有值得”是该实体属于道德受体（moral patient）的充分条件。那么，什么是“固有值得”呢？在泰勒2那里，“固有值得”以隐命题的方式定义：“说这么一个实体X具有固有值得亦即进行下述断言：一种实现X的善的事务的状况比一种没有实现它的善（或没有实现到相同的程度）的事务的仅此相异的状况更好，（a）无关X被某人类估值者内在地或工具地估值，以及（b）无关X在事实上有助于促进一个意识存在者的目的或者促进实现某个其他存在者的善，无论是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