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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巴县地方政府与巴县商业秩序构建 　　摘要：文章以18、19世纪重庆府巴县衙门保存的政府文告及司法档案为主要史料，检视清代政府是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构建出某种特殊的市场秩序。文章认为，清代政府为保障商业安全、促进交易便利，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做法，在市场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清代中叶；地方政府；商业秩序；巴县 　　中图分类号：DF127.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3-0107-04 　　 　　随着清初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和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航运的开发，四川的商业活动日趋活跃。特别是自乾隆初年开始对长江干支流水道的持续整治使四川所属的长江上游，在清初得已进入全国市场的流通体系，长江上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航运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契机，大规模商业贸易兴起。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航运的门户，有极优越的水文条件，“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乾隆《巴县志》称当时的重庆为“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货萃聚”，“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摩肩接踵”。从现存的清代巴县档案和相关史籍中可以窥探到清代重庆城市商贸的成长与兴盛，同时这些档案也呈现了当时包括牙行、铺户、船帮、脚夫、商帮、行会等任务在内的各个利益群体，究竟是如何构建市场秩序的过程。当然，王朝政府尤其是地方衙门对市场秩序的维系更是不容忽视。尽管在20世纪初年以前中国社会没有近代西方产权观念的民商法典，但这并不代表市场秩序、贸易制度以及财产权这些问题没有进入立法、司法体系的视野。传统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早已存在，清代规范市场制度的主要法律是大清律例中的《市廛》5条及后附的26条例文。笔者并不着意于从条文层面探讨这些规范，而将侧重于探讨这样一个课题：在清中叶重庆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构建出某种特殊的市场秩序。 　　清代中叶的重庆，凭借其地理位置及所转运之物产成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转运站和贸易中心，是一个以水运码头为中心的商业城市，其商业活动的主角除各地云集而来的商贾外，当推承担水陆运输的船帮、脚夫和远距离大宗贸易不可或缺的牙行。笔者将以这些行业为例，分析地方官府对其的控制，以及相关纷争的处理过程，进而探究清代地方政府在市场秩序构建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 　　 　　一、清代中叶重庆水运和地方政府的管理 　　 　　作为以水运码头为中心的商业城市，重庆有较为复杂的运输业结构，有负责将货物由外地沿长江或嘉陵江水道运入重庆的船帮，有在重庆城内负责短程货运的驳船，还有承担客运业务的渡船。 　　中国古代贩运商多自备舟船，自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水上货运量增加，船商分离，出现专业航运的船户。船户业小分散，很难取信于商旅，于是出现官方给帖的货船之间的居间人――船牙。船牙又叫“埠头”，明清法律都有《私充牙行埠头》律文：“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之)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逐月所至)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每月赴官查照。(其来历引货，若不由官选)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人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各)革去。”商航分离，航运业形成以后，船牙就成为船主、货主之间的居间人，且需订立契约，称为“写字”，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入《私充牙行埠头》律文中的例文。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设有船行，但重庆城却于乾隆十六年(1750年)时裁革了船行，其理由是“上下客商，各有信心，船户世相依结，货物银两，无庸亲押，止凭船户交卸，十无一失，名日主户。若设立埠头，轮派先后，不由商择，所雇者不必相识，相识者不能相遇，商人与船户两不相信，而贩运维艰”。船行的存在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交易的安全，但也造成了船户与客商之间的信任危机，且“垄断取利，鱼肉商民”的弊端彰显，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淮安板插地方有土棍人等，开立写船保载行，由该县滥请司帖，合伙朋充”，当船商“重载至关口，雇觅小船起剥者，土棍等辄持强代雇，任意勒索使用，不厌不休”。既然现有的商业习惯也能保障交易安全，船行裁撤之后，虽然仍有一些不法的事情发生，如偷盗客货，向客硬索钱等，但当地人认为再设埠头也不会改善这些情形。 　　船行裁撤之后，巴县档案中逐步出现了“船帮”这一团体。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官方的文书中频繁出现“大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等所谓“三河船帮”的名称。其中大河帮是航行于重庆以上长江、岷江、沱江的船帮，有嘉定、叙府、金堂、泸富、合江、江津、綦江、长宁、犍富等九帮；小河帮是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