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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刑事程序影响 　　[摘要]中国清代的州县司法举足轻重，考究清代州县刑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对刑事程序事实认知的影响非常必要。古代刑事技术一经形成，历经千年之久而未有实质变化。清季刑事技术发展水平及其法律的统一造就了认知方式的固化；刑事技术承担主体的分工导致州县官与仵作的权力冲突；技术发掘犯罪信息之有限性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州县刑事程序对口供的需求及刑事证明责任的部分或全部转移。这证明技术在现代诉讼中探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原动力。 　　[关键词]刑事技术；刑事程序；事实认知 　　[中图分类号]K82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2-0023-06 　　 　　清朝州县衙门几乎处理所有的刑事案件，《大清律例》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州县官拒绝受理控诉，或其判决不公之时，人们方能越级诉讼。否则，即便越过州县向上级指控“得实”，亦要笞五十。故州县官在刑事司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决定了研究刑事技术与州县刑事程序之间实际运作、学理就非常重要。中国官府的治理，马克斯?韦伯说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而清朝的历史显示，事实并非绝对如此，不过它倒说明了研究州县刑事审判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因为对任何一种权力的考察，在福柯看来，应当是微观层面，应当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州县刑事程序在探明案件事实、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权力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呢?刑事技术在官吏事实认知的分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分配上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一、清代刑事技术水平与案件事实认知 　　 　　古代技术中的法医学发展较早、比较系统，可其致命弱点是仅进行尸表检验，不准解剖。不准尸体解剖，一般认为是古代礼教所致，即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忠孝思想，加之“医乃仁术”之观念。若进行解剖，不仅受舆论谴责，还遭受刑事处分。直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还指出：“在国外尚有解剖学、组织学，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强求，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且中国古代法医学，多出于经验，不强究学理。其它指纹、足迹、笔迹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有零星记载，但几乎是个人智慧与经验的展现，此种状况到清末民初方才逐日改观。 　　刑事技术是探知未知犯罪人信息的有力手段，它适用的对象是针对类而非个体，能够解决彼此类似的专门问题，即便技术所认定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虚假的。而事实上，古代社会的刑事技术恰恰很多是错误地认定了因果联系，并几乎被整个社会所分享。清末民初，以现代法医学为认知方式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刑事技术之权威著作《洗冤录》进行了验证与批评。如现代法医学奠基人林几教授(1897-1951年)指出：“按吾华《洗冤录》旧法：谓取净水从头骨后下方之枕骨大孔细细斟灌。如能自鼻窍流出泥沙，便是生前溺死之证。经本人多次实验，此法诚不可靠。凡腐败已行骨化之尸体，鼻软部已经消失者，在鼻甲解部极易窜藏泥土。且生人之鼻孔后部，亦往往容有少量泥垢。故由枕骨大孔冲水，而自鼻孔流出泥沙，安足视为死前吸进溺死液之根据。” 　　古代刑事技术的另一特征是法定化。明清以降，专制集权登峰造极，刑事技术内容被法令格式化、标准化，使之成为不可更改的知识、真理。固然这便利于统一分歧，对于没有技术基础的州县官与文化不高的忤作来说，操作起来要容易一些，也便于州县官与幕友对忤作检验、书吏记载监督。但这种制度真正的问题在于将前人经验的积累变成了不可更改的真理，湮没了忤作与州县官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知识的统一性，巩固、确定了君权在帝国领域的无处不在。然而通过权力运用专业知识寻求真理，实际适得其反，州县官与忤作对实践削足适履，技术检验大多形式化，以满足法条要求。加之，技术知识的法令化是绝对性权力与垄断性知识所固有的管理形式，清王朝为了有效管辖偌大的国土，重视对州县官权力的分化，这是一种统治艺术。治国者们或许知道：一个法律制度若要运转良好，总是涉及到真理和稳定之间的利益交换。技术的法定虽然减少了创造的活力，真理的放弃，但它却有助于法律责任的稳定、政令的统一、中央的集权。于是州县官把服从僵化的技术当作是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服从本身变成终极目标，而不是对案件客观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 　　加之清朝整个社会认知范式的同质(由于技术知识的法定规范与专业垄断造就的)与水平的低下，尽管刑事技术存在很多虚假的因果关系，却几乎无力对之提出挑战。清代著名法医学者许链在其《洗冤录详义》中对人体部位和骨骼形态、名称有许多新的发现，经其“详加考究，与今检案不甚相符”；但同时又指出：“图格系部颁之件，遇有检案仍当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