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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行政问责制改进和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权力；责任；完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文明、法治政府的特征，在我国更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设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的前提。我国大范围的行政问责制度的推行始于“非典”之后，随着2009年7月12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发布施行，行政问责制开始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领导人员承担的一种和党纪政纪追究、刑罚制裁不同的政治责任，属于行政监督制度范畴，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因为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做出处理的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发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包括：(1)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双方约定主权者的行为是以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条件的。当政府的行为违背缔约条件时，就是非正义的，也就丧失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政府不履行或不能适当履行契约内容，人民就可以从政府手中收回他们自愿交出的权利，并要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承担责任。(2)委托代理理论。此理论是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成果之一，认为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全体人民)不可能全部亲自地参与国家事务，而是将权力交给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南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追求不同，必然导致两者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所以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腐败行为，委托人有必要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可见，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有效行政问责成为一种必然。(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即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其动机和目的都是以个人的满足程度最大化为基本动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政府里进行政治决策的人同样会根据自身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政府人员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发生，故须加以制止和采取限制措施，即官员必须对自己的公权力行为负责。以上三种理论，尽管角度有所不同，但目的均一样，即政府的权力需要监督，其应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承担一定责任。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执法的不统一性。尽管自2003年“非典”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实施行政问责制度，但是其均不同程度存在忽视上位法效力情形，而且规定比较混乱、不严肃。许多省、市关于问责事由、责任形式及程序的规定与《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的规定不一致，对上位法的严格实施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各地的问责方式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公开道歉、公开谴责、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调整工作单位、停职检查、行政处分、建议免职、责令引咎辞职等等，甚至还有在市政府常委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通过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等形式。而同样是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甚至同样是违法违纪，在不同地区和单位，公务员承担的责任后果却是不同的。此次《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问责的方式只有五种，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对于地方政府在选择责任形式时提供了“范式”，有利于行政问责制度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同时其也强调了行政问责只是官员承担的政治责任，如果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应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问责主体的单一性。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同体问责，而异体问责缺位，即主要是行政机关的内部问责，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问责，同级行政机关对本部门行政人员问责。《暂行规定》延续了这种方式，规定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履行问责。但是作为问责最关键主体的人大却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按照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并且对其负责，那么人大对政府及公务员进行问责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大的这种最高权力却得不到落实。另外，公众和社会舆论问责缺位。从国家权力的本源来说，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他们参与对政府及公务员的问责是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