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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两种模式及其融合 　　摘 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目前主要采用分析式评估模式。然而受影响群体的风险感知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变量，仅仅依靠专家和科学技术评判风险等级，难以保证评估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因而有必要结合参与式评估模式，将受影响的群体纳入整个评估过程，并赋予该群体相应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建议权、监督权和评价权。这样才能发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作用，以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式评估模式；参与式评估模式 　　作者简介：高 山，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3） 　　王京京，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自1983年美国大部分联邦机构将社会影响评价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来，社会影响评价成为西方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机制。在我国，从2005年四川遂宁市推行重点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开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逐渐成为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重大举措。但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缺乏理论层面上的深入研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评估模式。因而需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切实可行的评估模式。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者已对社会风险有所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如乌尔里希?贝克（U. Beck）、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人对风险进行研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贝克于1986年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社会风险是过度工业化的产物。并且“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他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1}。根据贝克的观点可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并随着全球化而加剧，最终风险会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对于如何解决风险，贝克认为旧的制度已经无力解决问题，应该“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2}。因而贝克被认为是制度主义的风险防范者。 　　然而对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玛丽?道格拉斯（M. Douglas）并不认同。她与维达斯基（A. Wildavsky）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3}另一位“风险文化”的代表人物斯科特?拉什赞同道格拉斯等人的风险观，但他反对将风险归咎于社会边缘团体。他认为“（这些团体）他们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常常热心于关注社会公共事物。”{4} 　　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一文中，拉什借鉴了康德的审美判断/反思性判断的观点，他认为“关于危险和风险的判断常常是一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的反思性判断，不同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甚至同一种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对同一种危险和风险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判断，无论从其判断方式还是从其判断结果上看，都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5}。因而，他表达了对当代技术资本主义试图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数据库来抵御风险的强烈质疑。他认为技术手段不但不能化解一切风险和危险，而且“可能会牵扯出新的进一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6}。 　　尽管关于社会风险理论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人们却越来越重视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尤其重视通过运用多学科理论来评估社会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大致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评估模式：一种是秉承实证主义精神，运用科学技术和数学模型来构建评估风险的指标体系以及防御风险体系；另一种持建构主义学说，认为风险具有建构性，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们会认为哪些社会事实是社会风险或者哪些社会风险构成重大威胁。{7}因而应从诸如社会制度、社会角色、利益立场等社会性因素探求风险的解决之道。这两种不同的评估模式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也截然不同。实证主义的评估模式注重专家话语，趋向于福克斯等人所说的“少数人的对话”，即官僚制的独白性话语。{8}这种话语常常代表精英、专家的言说，加强了独白的趋势，在评估过程中，政府机构决定将哪些问题排上日程，没有或者只有形式上的公民调查，没有提供给那些想要参与和应该参与的人参与机会，这样会“扭曲民主的含义”。而建构主义的评估模式注重探寻民众对风险的心理感知，力图将公众纳入到风险的实践当中来，趋向于福克斯等人所提倡的“一些人的对话”，这种形式能够保证话语的“真实性”、“切合情景的意向性”、“参与意愿”及“实质性的贡献”。{9} 　　当然，风险的两种社会学理论以及形成的两种评估话语，不仅不符合“二律悖反”定律，反而有相互融合之态势。纯粹应用实证主义方法不能全面地评估风险，一味地运用建构主义方法也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实证主义方法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