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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中林农利益维护机制研究 　　摘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体任务，这使得原本隐藏的林权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爆发出来，引发了利益相关方政府、公司、集体和村民的诉求，对农村社会稳定构成了挑战。本文以福建永安为例，研究地方政府是如何借用“确权”过程中的民主和监督程序来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作机制，维护和保证了农民利益，消除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这对于研究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稳定问题产生的影响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权；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5－0118－08 　　 　　一、研究缘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利益分化不断加大，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级地方政府因为“维稳”的目标考核压力，对维稳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每逢遇到“敏感时期”或“敏感事件”，就高度动员，相关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甚至在一些地方，“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已经陷入了“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永安市作为南方集体林区福建省的重点县市，于2003年8月全面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全国最早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地区。“产权改革”是利益调整、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触及到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利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引发或者激发社会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据课题组在永安的调研表明，该地区的林改不仅避免了产权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而且通过林权制度改革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和谐。所以，探究永安林改中农民利益的维护机制，对于研究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稳定问题产生的影响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林权变化引起的林农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 　　 　　“如何形成一种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已成为当前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及制度化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其中，首要问题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都无从谈起。”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林改之前，林地为集体所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林木处分权又受到森林资源管理制度、林地管理制度等国家政策性制度制约，使得林权关系成为一项政策性束缚很强的集合，其权利主体模糊，权属复杂多变，处分权得不到落实，收益权也易受侵犯。林农对林业生产积极性低，对于边界也不重视，对村委会在林地流转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熟视无睹。但是林改后，确立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特别是颁发了林权证之后，改变了林农对林地经营价值的预期，林农的权利意识被迅速激起，林地边界不清、林地的非规范流转等都成为林农利益诉求的对象。 　　利益表达渠道是利益表达行为得以实现的中介，其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利益表达行为能否顺利实现。李普塞特曾经说：“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有助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但是现在，我国的一些基层政府，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这样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这是我国在社会维稳问题上陷入“越维稳越不稳”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比如江西省铜鼓县的“绿海事件”，由于林地在政府的操纵下不透明“流转”，损害了林农的利益，但是当林农想要获得补偿时，政府一味维护外来资本的利益，导致群众矛盾激化，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影响。 　　 　　 　　三、新一轮林改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 　　 　　林改确定了林农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赋予了林农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等一系列权利。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林农是林改利益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也是林改的积极参加者。明晰了产权，特别是发了林权证之后，广大林农大大增强了对林地和林木的重视，林农“自主的集体林地所有权意识”被激发出来，并逐步被强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确保权利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消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