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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增权与旅游发展能力提升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潘植强（1991-），男，安徽芜湖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区域发展和旅游规划研究。梁保尔（1953-），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遗产旅游、旅游文化研究。 　　【摘要】在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由制度增权所带来的权力不会简单地被赋予或移交给社区，社区的权利和主张只有通过自身能力才能转化为权力。本文尝试突破社区制度增权的研究局限，以云南玉湖村和落水村为案例，从经济增权、社会增权、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4个方面阐述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发展能力的提升。研究认为：无论是玉湖村的“党支部+合作社”模式，还是落水村的“家庭制度”，两者增权形式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区组织能力、经营能力与管理能力；其中，经济增权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社会增权为其提供组织保障、信息增权为其提供决策依据、教育增权为其提供能力支撑。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力提升；增权效能 　　“乡村发展”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社区旅游研究者学术关怀之所在。作为增加居民收入、缓解就业压力以及转变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社区因处于“无权”或“去权”的弱势地位，使得旅游发展为政府和开发商所控制而非社区利益为主导。社区在参与过程中只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致使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利益从当地社区流失，造成“旅游漏损”现象。因此，社区居民作为旅游资源持有者，并未成为真正的获益者[1]。在此情况下，社区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用“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2]，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暴力手段，使社区旅游发展陷入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纠纷的泥潭。 　　对于社区因“无权”或“去权”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内外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区参与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而非简单的经济或技术过程。社区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不单单是行动主体之间的经济问题，旅游收益的获取归根结底在于行动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4]。因此，要使社区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实现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仅凭将农业用地转变成旅游用地、将社区居民转变成旅游经营者是不够的，还必须着重审视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社区参与能力的建设。 　　在此情况下，国内外旅游研究者逐渐将社区参与研究由技术层面与经济层面转向权力关系[4]和社区增权[5]-[6]两大视角，以期探索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在探索符合社区旅游发展实践的增权之路时，国内大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社区外部制度增权上，鲜少关注社区参与能力的提升对制度增权效能的影响，忽略了由制度增权所带来的权力不会简单地被赋予或移交给社区，社区只有通过自身能力才能获取相应的权力。 　　正是基于对社区旅游发展现状及其成因的深入分析，本文尝试突破社区制度增权的研究局限，以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湖村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落水村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权、社会增权、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4个方面阐述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能力建设，侧重通过提升社区参与能力的方式探讨实现社区增权的有效途径。因此，社区如何通过经济增权、社会增权、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来增强自身参与能力，这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文献综述 　　（一）文献回顾 　　社区参与，又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通常是指“目的地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旅游规划和旅游决策中，并达到一定的可行性；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7]”。西方学者Murphy（1985）最早将社区参与理论运用到生态旅游研究中，并提出“基于社区的规划”发展理念[8]。此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逐渐受到国内外旅游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然而，在社区旅游发展规划以及利益分配过程中，相对弱势的社区因缺乏主张自我利益的权力而处于“无权”或“去权”状态，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合谋”主导了社区参与的全过程，社区及其居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占。 　　面对上述社区参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国内学者在审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现状和成因后，逐渐将研究目光转向社区增权。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保继刚、孙九霞、左冰等率先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并以民族旅游社区为例，通过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6]、改革旅游资源租赁使用制度[9]等制度增权路径来实现社区增权。然而大量社区旅游发展实践表明，“制度增权的实施仅解决了社区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无权”或“去权”状态，社区旅游发展仍被政府与开发商所控制，社区及其居民作为旅游资源持有者常常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10]”。社区居民由于经营信息[11]、运营资金[12]、管理能力[13]的缺乏，使得由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权益仍继续被政府、开发商所侵占。针对这一情况，国内旅游研究者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