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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影响铸币税理论及量化研究 　　摘 要：由于电子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取代，无论采取哪种铸币税定义，电子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都会导致铸币税减少；不同类型虚拟货币对铸币税有不同的影响，类型Ⅰ不会影响央行的铸币税，类型Ⅱ会减少央行的铸币税，类型Ⅲ和类型Ⅳ对铸币税的影响取决于其对现实世界货币需求的降低效应与增加效应的相对强弱；如果流通中的现金完全被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取代，则G10平均将损失34.59%的铸币税（2001年数据），而中国将损失31.67%的铸币税（2013年数据），但损失的铸币税占GDP的比例较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是货币发展的未来形态，任何禁止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措施都是不明智的；但应采取措施（如建立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减轻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从而减轻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铸币税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铸币税；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基础货币；货币需求；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政府资产；财政政策；准备金制度 　　中图分类号：F820；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2-0090-10 　　一、引言 　　近二十多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促使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这两种新的支付平台迅猛发展，而且促使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这两种新的货币形态不断发展和普及。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传统货币存在替代效应，不但会替代现金和活期存款，而且使货币由流通性高的货币向流通性低的货币发展，即沿着M0、M1、M2、…、Mn序号升高的方向发展，这会影响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铸币税（Seigniorage）收入（胡再勇，2014）。 　　当前，研究电子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尤其是还缺乏研究虚拟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电子货币发展较成熟，现有的少数文献也大多研究电子货币对西方发达国家铸币税的影响，如BIS（1996）、Boeschoten 和 Hebbink（1996）、夏俊荣（2001）基于机会成本法计算了1994年G10铸币税、央行的操作成本以及电子货币对G10铸币税的影响。而欧阳勇和曾志耕（2004）、梁晓玲（2008）则基于机会成本法分别简单测算了2002年和2006年我国的铸币税以及电子货币发展对我国铸币税的可能影响。 　　总之，现有关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存在几点不足：一是文献较少，尤其是缺乏研究虚拟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二是现有研究电子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基于铸币税的机会成本度量法，缺乏基于铸币税其他度量方法来研究电子货币对铸币税影响的文献；第三，所使用的数据较旧，BIS（1996）、Boeschoten 和 Hebbink（1996）以及夏俊荣（2001）对G10的研究都基于1994年的数据，而欧阳勇和曾志耕（2004）、梁晓玲（2008）对中国的研究分别基于2002年和2006年的数据。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在分析铸币税定义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铸币税的影响，进而基于最新的数据以及不同的铸币税计算方法定量测算并对比分析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对G10以及中国铸币税的影响。 　　二、铸币税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关于铸币税的定义，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所给出的定义也有较大的差异。BIS（1995）认为铸币税来源于货币发行者所创造的一种零利率或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负债；萨默斯和拉雷恩（1997）、吴汉洪和崔永（2006）认为铸币税收入来自于政府发行货币的垄断权；欧阳勇和曾志耕（2004）认为铸币税是指货币当局用来弥补造币成本或赢取利益的股本和税款；怀特（2004）认为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获得的净收入或利润，它等于发行出来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货币和维护货币流通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汉达（2005）将货币扩张的收入称为铸币税；Black（1987）认为，相对于使用足值铸币而言，使用纸币代替足值铸币节省了开采、制造金属货币的大量社会资源，铸币税是节省的资源；陈玉宇（1997）认为，在金本位制度下铸币税是公众将黄金铸成等值本位币时向享有铸币特许权的人支付的小额税收，而在信用货币本位制下铸币税收入表现为基础货币的增加额。 　　进一步，汪洋（2005）认为铸币税收入可以分为两类，即通货膨胀税和非通货膨胀收入：通货膨胀税是指货币扩张引致通货膨胀而为政府带来的隐性收入；而非通货膨胀收入又可以分为中央银行铸币税和政府（财政）铸币税，政府铸币税通过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获得（李斌，2006）。范建军（2002）认为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基础货币为税基、以名义利率为税率而征得的铸币税收入，另一部分是以其他政府债务的名义值为税基、以意外通货膨胀率为税率而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