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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烈日灼心叙事分析 　　[摘要]电影《烈日灼心》的叙事充满张力且不拘泥于成规之法。叙事主题突破了人性表达善恶分离的惯性思维，从现实出发探寻人性中深奥、艰辛的部分；叙事结构颠覆了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意向，消解了二元对立的人性表述；叙事策略层面，电影叙事与技术手段完美结合。曹保平追求强烈叙事的美学坚持引领了观众对电影技术含量和艺术品质的回归，改变了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形态。《烈日灼心》也拓宽了内地警匪片的表达界限，提供了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关键词]《烈日灼心》；叙事；曹保平 　　2015年，电影《烈日灼心》（以下简称《烈》）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 。《烈》改编自女作家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原著体量巨大、信息丰富、线索冗杂，银幕呈现的难度较大。编剧兼导演曹保平通过细致的人物刻画与充满张力的反常规叙事，完成了从《太阳黑子》到《烈》的光影呈现。 　　故事是文化体验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电影的基础要素。电影叙事是讲述者――导演在文本层面赋予故事意义的方式。导演通过叙事实现对自我和社会“理解”的表达与分享。①电影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其意义埋藏于它的叙事之中。受科恩兄弟、阿尔莫多瓦等电影人的影响，曹保平追求叙事的强烈性，在叙事中把情感冲突和人物设置都做得异常强烈。曹保平偏向主流叙事，擅长以商业片的方式处理艺术片的主题和题材。勾勒极致人性，营造极致矛盾，反常的叙事使曹保平成为主流叙事的“法外之徒”，“法”乃成规之法。《烈》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策略层面的表现非常冒险、大胆而且极具张力，突破成规之法，堪称华语电影的佳作。 　　一、叙事主题：凸显人性的善恶纠葛 　　电影是新媒体时代不可或缺的社会话语实践方式，电影叙事承载着某种建构性的社会功能。②主题是电影叙事构建的路径和归宿。曹保平电影极致的剧情背后隐藏着意味深刻的主题。从《光荣的愤怒》到《李米的猜想》，曹保平分别对中国农村的“政治革命”主题和非理性的都市爱情主题进行了尝试。小说《太阳黑子》具有多线程的情节结构。《太阳黑子》建立了故事的原始模型，这个模型如同故事的DNA，它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曹保平最终选择以三个罪犯共同抚养一个孤女的故事表现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烈》对人性的表达并非流于常态，而是反常规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好与坏的绝对存在，人性的表达也是善与恶的简单对立。扁平化的人物与简单的人性表达迫使叙事主题缺少质感与张力。而人是神性与动物性的总和，人也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人性中闪亮光彩和丑陋阴暗并存，《太阳黑子》的书名已然昭示了这层寓意。以往的电影，尤其是内地警匪类型片极少碰触人性中的灰色地带。《烈》打破常规，表现了生命超乎人们想象、摄人心魄、极其令人意外的一面，凸显人性中善与恶的纠葛。人物的内在冲突和复杂的心理纠葛是曹保平架构一个故事的重要方式。 　　人性中善与恶的纠葛在三位主人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七年前，三个年轻人因一念之差卷入水库灭门惨案，身陷罪恶的泥沼。纵然有三人年少怯弱、事发突然的客观因素，但主观的恶念仍是惨案生成的根源。人的恶念可以在暴力和惊恐中被放大。三人逃离后，受善念驱使再度潜回案发现场，带走新生女婴――尾巴。善恶之念存乎一心。内心动因是主导人性善恶走向的关键因素。背负罪孽的情节设置，是影片叙事的逻辑使然，也是表现人性善恶纠葛的动力。恶果越重，求善的砝码就越多。案发后的七年间，三位主人公生活在自我谴责与忏悔的炼狱中。他们隐姓埋名拼命工作，一心向善，全心全意地抚养尾巴，希望以此维持自己内心的平静。然而他们又担心真相暴露，尤其是警长伊谷春的怀疑和追查，加剧了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纠结。面对内心的忏悔，现实的追逐、逃避，三位主人公在无望的压抑中奋力挣扎、进退维谷。伦理的困境与道德的焦虑转化为巨大的戏剧力量。逼仄环境中的逃亡状态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产生了故事所有的情节，证明了人性的真实。 　　影片在对剧中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细致刻画中，深入探索人性的善恶纠葛。所谓善恶，是否真能如法律一样白纸黑字、黑白分明？曾经的“恶”能否为“善”所弥补？ “第四人”的出现导致剧情出现翻转，三个罪犯的细碎、无望、悲恸的忏悔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误会。显而易见，影片并非明晰善恶是非，也非阐述基督教文化中的赎罪主题。曹保平精心构思翻转叙事意在阐明人性善恶纠葛的叙事主题。曹保平在人文观念上的开拓与深化为主流电影增添了智力因素。 　　二、叙事结构：超越二元对立的结构设置 　　结构是电影叙事的骨骼和躯干。复杂精巧的结构是电影把故事讲好的必要条件。电影叙事结构分为电影的架构方式、结构模式、内部元素组合三个维度。其中对结构模式层面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把握电影叙事的构成，创作者建构文本和受众解读文本。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