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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创新品质与制度创新价值生成 　　摘 要:制度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制度创新是对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扬弃。科学发展观自身所蕴涵的创新品质,为制度创新的价值生成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反过来,制度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实现科学发展不断扫清制度障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制度创新;价值生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10-0004-03 　　制度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理性精神的结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问题至关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制度创新是对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扬弃,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必须进行创新,只有当制度的“不合理性”成为现实时,制度创新才会有必要和可能。科学发展观自身所蕴涵的创新品质,为制度创新的价值生成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一、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品质 　　 　　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品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思维方式上的创新。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线形的、实体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系统的、综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本质,建国初期的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严重忽略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崩溃;改革开放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速度、规模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关系的严重失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极为突出,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日益增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向生长尤其凸现。早在160年前,恩格斯就明确地批判过经济决定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科学发展观继承了这一理论气质,突出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辩证维度。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创新,离不开世情、国情和党情,离不开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的全球视野。沈田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各种发展理论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具有全球视野的理论依据。比如:“发展=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等理论;联合国在《新发展观》、《21世纪议程》、《人类发展报告》等文件中提出的“整体”“综合”“内生”的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人类发展理论等。另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措施和发展代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为科学发展观思维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时代判断的全球视野。[3] 　　第二,理论高度上的创新。科学发展观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高度上的理论创新,其理论高度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兴起的各种发展理论, 它内蕴着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平衡性、持续性等一系列具体范畴。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主要体现在,它不仅仅只关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时代的现实发展,而是立足现实、总结过去、着眼未来,站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规划发展;它不仅仅只关注某一区域、某一群体、某一方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站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系统发展、协调发展的高度指导发展;它不仅仅只关注发展的规模、速度、数量等量的规定,而是更加关注发展的效益、效率、效能等质的规定,站在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平发展、人性发展的高度推动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认识和党自身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11。科学发展观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中国和世界发展,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完成了现实和思想的双重转换。 　　第三,实现路径上的创新。科学发展观如何从一个理论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其力量之源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9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价值观、西方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