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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推进法治和经济改革实践与启示 　　历史上的中华文明之所以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优秀中华儿女的奋斗拼搏，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优秀的政治家们为国家富强而深入推动改革的努力。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政治家，但是，管仲在齐国实现富强的改革理念和措施，可能大家还不甚了解。 　　一、管仲全面推进改革的措施 　　管仲身处列国征战的春秋时代。齐国是一个传统的诸侯国，因为处在东夷地带，距离周朝政治中心较远，发展比较落后。当时，齐国形势不容乐观，政府已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国内各大贵族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纷争不断。同时，齐国外患不断，不但有其他诸侯国的竞争，也有周边游牧民族的侵袭压力。所以，齐国亟需一场彻底的改革来推动发展。时势造英雄，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成就显著。 　　综合起来看，管仲在齐国推进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政治领域，推行法治治国 　　一是实施法治理念，推进法制建设。管仲是法家学派的重要先驱，他主张用法治理念来治国。《管子》指出，法具有“禁奸邪”、“治国使众”、“禁淫止暴”、“禁过而外私”的作用：“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收领海内而奉宗庙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管子?七臣七主》） 　　在立法方面，管仲并不完全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是强调要从平民的利益出发，顺应民意制定法律，这样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信服，才能让民众认真遵守。他说：“令顺民心，则威令行”。如果不从民众的利益出发，那么，“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管子?权修》） 　　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管仲认为，制定了法令之后，就要保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要做到赏罚分明。如果“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那么，“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管子?任法》）他同时强调要公正司法，不能为亲属谋取利益：“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另外，与后世法家如韩非子强化君主绝对权力不同，管仲强调君主要主动遵法守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法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管子?任法》）这些都是很理性的思想。 　　二是在人事制度方面，破除贵族身份壁垒，推进人才体制改革。春秋时期的齐国还处在典型的分封制贵族体制中，齐国贵族把持了国家的重要职位，享受世袭特权。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差别让大批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无法实现自身价值。针对国家发展急需人才的现状和政治身份的壁垒，管仲提出“量能而授官”的人事改革原则，打破身份壁垒，大胆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根据人才的能力来提拔选择人才。他指出，用人要“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扬长避短、充分让人才发挥其长处，不能求全责备。他说：“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管子?形势解》）又说：“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管子?君臣上》）这种破除身份壁垒的改革思想迅速让齐国汇聚了大批优秀人才，为齐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才保障。 　　三是在行政体制方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在管仲改革之前，齐国朝政为齐国贵族垄断，尤其是国、高等世袭贵族控制和影响着国家决策。对此，管仲大力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了由“相”为首长的中央政府机构，由他担任首长，向上对国君负责，向下统领各个政府机构。中央政府设大行（负责外交）、大司田（负责经济生产）、大司马（负责军事）、大司理（负责司法）、大谏（负责行政监察）等部门。由此，齐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迅速提升，一个由“相”担任主要负责人的中央政府运转起来。这个中央政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高效务实，为推动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发挥重要作用。 　　（二）在经济领域，推行国家控制下的自由经济政策 　　一是建立自由流通的市场体系。在经济政策上，管仲重视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推进自由市场的流通领域的改革。《管子?轻重》篇大量记载和论述了他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所谓“轻重”，是指国家通过控制商品流通和供需关系，来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等。他认为价格变动是经济的正常运行的体现，只有通过合理的价格波动，整个市场才有发展活力，商品的流通才能自然流动，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自由市场观点。他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管子?国蓄》）也就是说，他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抓住粮食等重点物品的价格波动和供需关系，从而控制整个经济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