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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关键词管理精神 　　“管理”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 　　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表面上，我们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以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作出的应激反应，和一些投机分子站在世俗舞台上的表演罢了。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商学院还在抱着陈旧的分析工具好吃懒做，围墙之外的资本意识驱动的民间“商学院”却与之大唱反调，整日宣讲让听众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关系的量子力学、人类演化等。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在高谈阔论着管理新思维。而作为企业的终极管理者们，有些聪明的人借助了“互联网”这个概念，做了些依然囿于旧框架的事情，也博得了满堂彩。 　　真相会被花车游行般的信息掩盖，“管理”作为实体被逐渐肢解。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德鲁克成为了第一位“管理学”教授；“蓝血十杰”中有人因为卓越的管理能力进入总统班底；凭借独有的管理秘籍，日本公司成为了大和民族的骄傲；美国管理界专门派出汤姆?彼得斯作为代表，向欧洲寻求灵感；福特主义、丰田主义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相继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代名词。管理不但被客体化，而且被当作了神圣之物。它是可以被认知并计量出来的，因为在工业时代描述组织的方法无外乎是财务数据。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特征，一切都是可控可被描述的。 　　“管理”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媒介中存在，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内寒外热。我们把这种媒介称之为“人”。 　　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人性被工业大生产几乎抹杀，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之天性（善与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从整齐划一的有序时代，到众声喧哗的混乱时代，“人”一直在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寻求答案。而在组织理?的演变过程中，福列特和梅奥更早洞悉了这一切的发生。 　　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团体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管理就是解决如何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问题。 　　因此，管理之精神一定是有关人之精神。雅思贝尔斯曾言：“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同，雅思贝尔斯眼里的精神并不具有上帝般创世的功能，而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同时，这种精神又和我们说的“动物精神”、“植物精神”不同。后两者体现的是生存本能在人的眼中形成的悲天悯人的情绪，而“精神”独属于人类，它强调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由此可见，“精神”本身就是矛盾体。其中一定有寻求改造路径、不断描述世界的理性，也一定有安于现状、纵酒当歌的感性。所谓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精神”的理性和感性彼此缠斗的状况，如艺术对抗工业化，牛仔裤对抗社会分化。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时代的精神状况呢？雅思贝尔斯的答案是，“我们将越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进入无知的不安中，越是到达这样的边缘：在这个边缘上，人认识到自己是个体。” 　　认识个体的存在，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或者说须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管理之精神即在时代的背景之下，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管理之精神是关于“精神”的精神。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作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管理精神的缘起。学者们目前更多地认为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军队管理中。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也许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正如当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的时候，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往军事管理上靠拢。 　　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