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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思维司法运用 　　摘要：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弥补抽象概念式思维弊端并逐渐取而代之的思维模式，其具有思考维度双向性、归类依据价值性、判断标准模糊性的特点。类型化思维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类型化解释与对法律适用机制的重新理解。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有“胁迫”一词的条文多且具体内涵各不一样，因此对《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是研究类型化思维司法运用的绝佳范例，有利于更好地阐释类型化思维的特点与优势。 　　关键词：类型化思维；类型化解释；法律适用机制；胁迫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3-0051-07 　　抽象的概念式思维是刑法学的传统思考形式，刑法学体系的建构和知识的生成首先有赖于概念的形成。[1]但在司法实践中，概念式思维因其本身所固有的抽象性、封闭性、机械性等弊端，无法在刑法条文的不变性与犯罪事实的可变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2]因此，法学学者的目光逐渐从其身上移去，取而代之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双向性、意义性的新型思维模式，即类型化思维。目前，类型化思维作为一种法学方法论，在理论上已为法学学者所接受，并且从21世纪初开始即有学者撰文予以提倡；但在司法领域，广受实务人员青睐的仍是逻辑清楚、方便使用但抽象、封闭的概念式涵摄，即三段论模式，类型化思维很少有用武之地。这导致针对同一案件，实务裁判结论与理论观点往往不符，同时也造成《刑法》适用的滞后与混乱。因此，本文力图以《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为例，对类型化思维及其司法运用予以介绍，进而引起人们对刑事司法领域类型化思维的重视与深入研究。 　　一、类型化思维概述 　　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将“类型”的思考方式引入社会学、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将之引入一般国家学之后，拉德布鲁赫（Radbruch）于1938年发表的《法律思维中的分类概念和次序概念》一文开始将类型思维引入法学，进而扩展至刑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领域。中国大陆法学界也于21世纪初开始对法的类型化问题予以关注研究。 　　对于类型化思维的概念，学者众说纷纭，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观点。北京大学张文教授认为类型化思维方法是将自然无形的生活事实予以法律抽象化定型，并借此将犯罪观念具体细化的一种方法；[3]扬州大学马荣春教授认为类型化思维是指对具有法律意义的个别现象进行归纳、提炼，即共性抽象，从而作出一定归类，进而又将此归类在共性范围内予以个别解释或运用的认识思维。[4]82虽然类型化思维没有统一、明确的概念，但从上述各学者的定义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其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如双向性、开放性等。因类型化思维是为了克服概念式思维的弊端以更好地解决法律问题而出现的，故本文将在对两种思维模式进行对比的基础上介绍类型化思维的特征。 　　（一）思考维度之双向性 　　概念式思维是一种使用语言或文字，将所欲描述的对象的特征予以穷尽地提炼和?_列的思考方式，[5]是一种归纳式思维，具有功能上的“归纳性”和“周延性”。但是不难看出，这种“归纳性”和“周延性”以远离具体事物为前提，即以“抽象性”为代价，[6]而概念的过度抽象又造成了意义的极度空洞，因此，概念化常常导致荒谬的结论。与概念式思维不同，类型化思维在思考维度上具有双向性：一方面，类型化思维是对多样的生活事实的归纳和抽象，使之由生活类型上升到规范类型，如立法者从“扒窃”“入户盗窃”等生活现象中总结出“犯罪主体”“犯罪情节”等特征，并从中选取具有重要刑法意义的要素，经过加工与重组，形成“盗窃罪”类型；另一方面，类型化思维又是对抽象概念的演绎和细化，通过充实概念的具体内容，避免其意义上的空洞，诚如恩吉施（Engisch）所言，“类型或者以此种方式，或者以彼种方式，或者同时以此种及彼种方式，较概念为具体”[7]。因此，类型化思维是抽象概念与客观事实间的中介与联系纽带，在思考向度上是归纳与演绎的综合，具有双向性。 　　（二）归类依据之价值性 　　概念是将事物全部的属性、特质及要素清楚地罗列出来，因此其具有明确的边界，具有封闭性。概念式思维在判断某一事实是否属于特定概念时，需分析此事实是否具有这一概念的全部要素，只要有一个要素不符合，即得出“否”的结论。而类型因不可被定义故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这并不是说类型就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标准。由于立法者在规定规范类型时，总是在一定的评价观点的指导下把反复出现的事物的共同特征归纳起来，[8]71因此各种规范类型的背后总隐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客观化了的价值就是类型的核心，也是类型化思维的归类依据。司法者在判断待决事实能否归于某一规范类型时，不是看该事实的外部特征是否符合规范类型的属性、特质等，而是回溯到类型背后